以小人物之名行己意：对宏大叙事的反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作者：西坡

看到一条留言时，我先是有些气愤，随即又感到一丝释然——我知道对方拿不出反驳我的证据，而回顾自己多年的文章，观点始终清晰、一致且稳定。这让我平静下来，也觉得这条留言恰好给了我一个契机，能更清晰地阐述对当前世界态势的看法。

不过对方或许认错了人，把别人为乌克兰摇旗呐喊的文章安在了我头上。常读我文章的朋友都清楚，我对俄乌战争的谈论一直很谨慎，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在任何一个热闹的阵营里。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这样谈论伊朗：按照某些人的逻辑，伊朗被“斩首”不算输，掉一颗头还有十颗，再掉十颗还有一百颗；谁被“斩首”就被称为“温和派”，接替者只会更强硬、更不屈。可这样反复“斩首”、反复“赢”，除了围观者的叫好，伊朗最终能“赢”到什么？恐怕只剩一个难以称其为国家的实体、一群无法安生的国民，以及“我们还在赢”的神话。

从这条留言的语气推测，对方觉得我当年该喊过不少“乌克兰加油”之类的口号，还借着这种“正义”姿态赚了流量和收益。我当然知道喊“乌克兰加油”“乌克兰必胜”能获利，一开始就清楚。但我从未贪图这份流量，至于原因，我不想多说。若一定要个说法，或许是我一直等着别人用“双标”来攻击我，我想赢得晚一点。

实际上，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我就表明了立场：乌克兰对西方的保护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泽连斯基在白宫遭遇的羞辱，便是明证。乌克兰认为自己在替西方“挡子弹”，但MAGA阵营里不少人却把泽连斯基当成贪得无厌的乌克兰军阀。

看旧文吧：

以上都是我在2022年3月2日写的。前后我还写过几篇，观点大致如此。

我始终认为，写作者的基本伦理之一，是向读者明确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主张。若现实态势与心愿相悖，也不能曲解事实去迎合内心偏好或外部情绪。

如果判断和预测出错，应检查分析框架或信源的问题。承认错误不丢人，关键是坦诚。

可市面上的“深度好文”多是“胡辣汤”，智力不足就用情绪凑。那些“弄潮儿”先揣摩读者想听什么，再把模糊的事实和高深的理论混在一起，加上自己的口号、金句和姿态当“调料”，只管让读者“麻”，不管内容如何。

唉，真挺无聊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相信正义与善良，并非因为它们“必胜”——“必胜”也不等于“速胜”或“时时胜”。我们相信它们，只因为它们本身是正义与善良，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辨析口号与实质。

若在流动的现实中，我们没耐心和能力去贴近复杂、关注具体，却轻率地把正义感和道德激情投射到遥远的国家、阵营或组织上，在我看来这是伪善。用昆德拉的话说，就是“媚俗”。

昆德拉说：“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对过于宏大的共同体都持怀疑态度，主动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它们只是借了我的名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仿佛我在地球上喘口气，就自动在从未读过的协议上签了无数“我同意”。

最后我觉得，只有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属于自己。很多事我说了不算，但至少能感到无奈、可笑、厌烦或悲哀。

就像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我写了《最重要的是，还能感到悲哀》：

“这轮巴以冲突（这个词太轻飘了）开始时我就在想，与其做判官、分析师或拉拉队，我宁可无力地感受悲伤，这让我觉得离人性更近。”

那篇文章里，我还提到了杜甫：

我又想起杜甫。他成为诗圣并非偶然。从现实力量看，杜甫对时局微不足道，人生就是“我来了，我见证，我痛苦”的一连串经历。但对文明而言，他至关重要。后人看到，即便面对极致苦难，诗人同情无辜弱小的良心仍未被压垮，于是对人类和自己更有信心。人类精神的天空，正是被这样的脊梁撑起的。

杜甫的心灵超越了现实政治。他渴望王师收复中原，却仍秉笔直书“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景象，毫不隐讳。他没有轻率选边，对己方行为无限包容。在他看来，诗人的责任是守护人类心灵，即便面对复杂局面，仍能为生命感到悲哀。若良知不再运作，所有解释又有何意义？

“你支持乌克兰还是俄罗斯？”

“你支持伊朗还是美国以色列？”

几年下来，这两个问题像隔离墙一样分割人群。但我认为这些问法很粗暴，理智的人不应轻易上当。

我相信，天底下的无辜弱者，无论身处哪个“国家”“民族”“文明”的疆界，情感和利益都很接近。事情搞砸的主要责任，在于大人物以小人物的名义为所欲为。说“主要责任”而非“全部责任”，是因为群体出现某种类型的大人物代表自己，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群体都不能说完全无责——毕竟只有奴隶能彻底摆脱责任。

最后，我建议热衷于喊“伊朗加油”的人，不要将当今伊朗战事与抗日战争相提并论，两者毫无可比性。请对先烈保持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