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明确方向！全民增收成核心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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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成为经济发展核心重点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通稿已发布。此前本号分析过会议中关于房地产、出生人口的内容，本文聚焦另一关键且全民关注的话题——收入。

从表述顺序与力度来看，增收将是明年及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核心重点。

逻辑如下：

其一，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明年八项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增收相关表述置于第一条内需内容中，处于核心位置。会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其二，表述力度前所未有。

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都会提及提高居民收入，但今年表述有明显不同。

一方面，覆盖人群更广。去年表述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今年则扩大到城乡居民，涵盖所有人群。

另一方面，内容更具体。今年不再泛泛而谈，去年用“推动”，今年用“制定实施”，意味着明年会出台具体增收计划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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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就业与增收是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

内需与增收被放在首要位置，既是现实需求也是战略需求，科创则排在第二条。

从全球经验看，内需强、科创强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普遍超50%，民众消费主导经济，美国更是接近70%，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型经济体。

而我国2024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9.9%，虽近年有提升趋势，但2005年以来持续低于40%，已保持20年。

宏观规律显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在扩大内需与提升科技创新上取得突破。内需提供市场规模优势，形成产业集聚与企业成长的良性循环；科创决定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的能力及未来竞争力天花板。对中国而言，这两项工作并非短期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结构升级的战略选择。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地缘风险上升、外需疲软，出口拉动模式难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长期发展，中国必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做实国内大循环，捆绑国民消费能力、企业投资信心、产业升级动力，形成完整现代化市场体系。

同时，科创能力是新一轮国际竞争核心变量。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领域，全球经济格局正按“技术密度”重新排序。中国能否稳住制造业领先地位、实现原创性科技突破、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此关键阶段。

因此，今年会议将扩大内需、推进科创置于前列，是对未来十年发展方向的定调：高质量增长需建立在强大国内市场基础上，依靠自主创新提升生产效率。谁能做大做强内需、以科技创新为第一生产力，就能赢得全球竞争，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内需的关键在于民众收入和稳定就业。内需不是刺激出来的，民众有钱消费，内需自然会增长。就业是居民收入主要来源，收入增长是消费基础。高就业率让更多家庭有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形成“就业→收入→消费→企业盈利→扩大生产→更多就业”的良性循环；反之，失业会导致消费萎缩，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当前这一循环出现问题，就业预期弱、收入缩水、消费不振、企业利润下滑，要解决需提升民众收入，但提升收入需增加就业，增加就业需提升企业利润，提升利润需增加消费，陷入循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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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的具体路径

既然收入是关键，就要对症下药。当前大环境下，仅靠就业增加和产业拉动难以实现城乡居民可持续增收，需从中央财政直接支持与分配机制优化两方面突破。

虽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字节跳动、京东等企业涨薪，但涨薪企业是少数，多数企业在降本增效，提高民众收入仍需依靠政府。今年政府整体上调了最低工资，多省涨幅超10%，但这远远不够。

本号认为，关键时刻需中央政府托底，预测2026年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计划可从两方面发力：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专家呼吁财政支出从投资转向消费，直接向居民发钱，这是缓解收入不足、债务压力，增强消费能力，提升企业利润，形成正向循环的最快最直接办法。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政府和美联储加杠杆，企业和居民降杠杆，2020-2021年给家庭发2.1万亿美元现金，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并转化为消费，推动经济增长。韩国今年按经济状况和居住地发钱，每人15万至45万韩元不等；新加坡向中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和保健储蓄填补。我们期待这样的利好政策落地。财政资金可通过发行国债筹集，中国政府债务率约96%，低于美国的125%、日本的230%以上及欧元区平均的100%，有足够加杠杆空间，在债务可控前提下直接释放居民购买力具备可行性。

第二，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健康的分配机制是收入稳步增长的核心保障，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体系。初次分配靠市场，多劳多得；再分配靠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照顾弱势群体；三次分配靠道德力量，富人自愿捐赠。

初次分配应强化“多劳多得、技高多得”，通过技能积分制等将劳动者技能转化为薪酬激励，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再分配聚焦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医疗资源下沉、跨省医保结算等降低家庭医疗支出，释放可支配收入，同时优化税收调节与转移支付，精准帮扶低收入群体。三次分配需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引导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履行社会责任，先富带后富。

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欧美过度依赖高税收再分配导致财政压力和市场活力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分配失衡引发贫富差距，说明分配模式需适配本国国情。中国应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筹初次分配提效率、再分配强调节、三次分配作补充，兼顾活力与公平，同时探索健康资本化创新，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让增收成果更公平可持续，破解内需疲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