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省份人口数据透视:增长与减少背后的区域发展逻辑

4分钟前

广东“双轮驱动”持续领跑,浙江“单轮支撑”面临挑战,四川“双减压力”倒逼转型——人口分化的深层原因,是产业竞争力、公共服务质量与营商环境的综合较量


文 | 《财经》记者 鲁伟


截至2026年4月22日,全国已有30个省份公布2025年末常住人口数据。


这份最新的“人口答卷”,不仅是一组数据的更新,更是观察中国区域经济活力、人口流动新趋势与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窗口。


数据显示,区域间人口变动分化显著。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7个省份在2025年实现常住人口同比增长;山东、河南、四川等多个传统人口大省则出现同比下降,经济强省江苏也迎来多年来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


《财经》分析发现,常住人口增长省份的动力模式各有差异:广东依靠“自然增长与省外净流入”双轮驱动;浙江几乎完全依赖省外人口流入;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则明显受益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红利。


这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人口与人才正加速向经济活力强、政策机遇好、宜居程度高的区域集聚。部分省份的人口变动,呈现城镇化深入推进、产业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这些地区正通过优化人口结构、激发内生动力应对新挑战。


2025年各省常住人口的特征与趋势,印证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的判断。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是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的重要窗口期。”


原新等人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根基》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总体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并存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既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十五五”时期谋划人口工作的基本前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补充道,大国人口非均衡分布是市场竞争、产业竞争和公共服务竞争的必然结果,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均有类似特征,这是规律而非异常。“全球通行准则只有一个——人口流向哪里,公共服务与财政支持就应跟到哪里。”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明显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口流动版图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西部省份和个别直辖市,众多传统人口大省及部分中部、东北地区则普遍面临人口减少压力。


在这份人口答卷中,7个常住人口增长省份最为突出。其中广东以新增79万人的规模,继续稳居人口第一大省,总人口约1.28亿。其增长是“双轮驱动”的典型:全年出生人口100.3万,带来29万人自然增长;同时省外净流入人口约50万。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广东人口增长既得益于庞大的年轻外来人口流入,也受粤东、粤西部分地区传统生育文化影响。


紧随广东的是浙江。2025年浙江常住人口较上年增加31万人,总量增至6701万人。与广东不同,浙江增长几乎完全依靠强大的人口吸引力——在自然增长率为负(-1.18‰)的背景下,凭借约38.9万人的跨省净流入实现人口正增长。


西部地区中,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增加16.2万人,总量达2639万人,2.70‰的自然增长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宁夏常住人口增加3万人,达到732万人,保持稳定增长;西藏也延续人口增长态势。


东部地区的海南和上海同样实现人口增长。海南常住人口增加7万人,突破1055万;上海在人口自然减少5.7万人的情况下,凭借10.85万人的净流入,实现5.15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长。



与增长阵营相比,更多省份面临常住人口下降挑战。已公布数据显示,山东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约37.17万人,总量回落至10043万人边缘;江苏出现多年来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为8518万人;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北分别减少41万和23万人;西南地区的四川人口减少达46万人,是减幅较大的省份之一;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分别减少24万人和28万人。


此外,湖南、河南、河北、广西、江西等省份常住人口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湖南2025年末常住人口减少47万人,主要受自然增长转负(-4.40‰)和人口净流出(约18.3万人)双重影响;河南减少约41万人,为连续第五年下滑,自然增长率降至-2.13‰的历史低点;河北减少24万人,由自然减少约27万人和净流入约3万人共同作用;直辖市中北京、天津、重庆分别减少3.2万、1万和3.21万人;福建减少3万人;江西、广西、甘肃、山西、陕西、云南、贵州、青海等省份,普遍面临自然负增长与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



人口增减背后的多元原因


2025年各省份常住人口数据变动,揭示中国人口发展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背后是自然增长(出生与死亡之差)与机械增长(迁入与迁出之差)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增长动力最全面强劲的广东,自然增长和省外净流入的“双轮驱动”模式,使其连续多年实现全国人口总量与增量“双第一”,凸显其作为经济与人口核心引擎的持久吸引力。


与广东类似,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实现约7.1万自然增长和约9.1万机械增长。一方面持续吸引人才与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保持较高人口自然增长水平——2025年出生率达8.97‰,自然增长率2.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和新疆之外,更多人口增长省份依靠强大的人口吸引力弥补自然增长转负的缺口。浙江是典型代表,2025年在自然增长人口减少约7.9万的情况下,依靠约38.9万人的跨省净流入,最终实现31万人的常住人口净增,背后是浙江活力十足的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对人口的吸聚效应。


但丁长发指出,浙江县域经济发达,义乌、温州乐清等地房价曾一度高企,生活成本提升对年轻家庭生育意愿形成一定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应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优化住房供给结构,让年轻人生育的收益预期大于成本,实现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更协调发展。


上海常住人口增长与浙江类似,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持续吸引全球人才,凭借10.85万人的净流入实现人口总量增长。


海南、西藏、宁夏主要得益于自贸港政策、边疆稳定发展与特色产业路径带来的外部人口吸纳能力,尽管总量有限,但能实现人口稳定增加已属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遍面临人口外流压力的中部地区,湖北成为亮点。尽管人口总量减少,但人口净流入在增长,是中部地区唯一的人口净流入省份——2025年较上年减少23万人,其中自然减少26.8万人,净流入3.8万人。


与湖北情况类似的还有江苏、福建等经济强省,它们对省外人口仍具吸引力,但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带来的自然人口“赤字”,导致人口总量下滑。这反映出,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若不能有效提振生育水平,仅靠外部流入也难以完全扭转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


部分传统人口大省则面临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均下降的“双重压力”,四川、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均呈现这一特征。以四川为例,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46万人,自然增长为-35.2万人,机械增长为-10.8万人。这些省份普遍面临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老龄化进程加快、内生生育动力不足等多重挑战,人口发展可持续性压力较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省域人口整体收缩的背景下,省会成都展现出强大的逆势集聚能力。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2153.5万人,较上年增加6.1万人,过去五年累计增加近60万人口。这意味着,在多数省份总人口开始下降的背景下,人口正持续向发展势头强劲的核心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中。



探索差异化人口发展路径


常住人口变动不仅是统计数字的变化,更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在2026年年初指出,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这将有利于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那么,在区域人口分化的背景下,各地应如何根据自身人口情况与发展基础,寻求差异化应对路径?


对于广东、浙江等人口持续流入的省份,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


广东“十五五”规划提出,把握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老龄化、少子化等趋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丁长发认为,广东的发展空间在于进一步优化内部格局——珠三角人口持续集聚的同时,粤北、粤东等地也具备独特发展潜力。他建议,一方面保护并发挥潮汕、客家等区域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鼓励生育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竞争力,维护完整产业链,持续创造就业;同时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从“宜业”到“既宜业又宜居”的转变,落实“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


浙江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到,完善人口工作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体要求“倡导积极婚育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


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区凭借国家区域战略形成的政策红利,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力量。“十五五”期间,其核心任务在于将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就业等内生动力,将初期的人口吸引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人口增长态势。


四川、河南、山东等传统人口大省正通过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图化人口压力为发展动能。以四川为例,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大城市人口和经济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制造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布局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教育中心,形成配套完善、功能复合的城市功能格局。


丁长发指出,不同省份呈现差异化发展特征:四川、河南当前更需强化产业支撑能力,全省产业链吸纳人口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湖北、江苏则需在保持省域经济整体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内部协调。他认为,各地超越简单产业转移思维的关键在于激活自身“比较优势”——四川可依托电子信息产业、河南可强化郑州、洛阳的产业链承载能力,做好公共服务配套,在统一大市场环境下,产业梯度转移是发挥优势的积极进程。


东北三省的“十五五”规划均将人才与人口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试图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吸引和留住人才,服务于全面振兴目标。


在制度改革层面,丁长发建议,可重点探索建立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使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更好服务于实际居住人口;同时深化社会保障全国统筹,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相关研究显示,中国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阶段的养育成本平均约为68万元,0至17岁的抚养成本也超过53万元,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有优化空间,这为提振生育率、促进人口合理分布提供了政策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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