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155笔捐赠：亿万“新钱”如何重塑中国高校格局？

过去三年，中国千万级教育捐赠并非均衡分布的市场。

福布斯中国梳理了2023年3月至2026年3月高校、基金会及企业披露的数百条千万以上捐赠记录，剔除超考察期的累计披露与证据不足样本后，得到155笔来自亿万富豪或其关联企业的有效捐赠，合计约334亿元。资金未均匀流入教育体系，而是集中流向头部高校与长期基金平台。这种集中背后，不仅是资金分布的变化，更是捐赠逻辑的改写：出资端正由新经济资本接管，教育捐赠也从一次性回馈转向长期布局。

2026年上海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礼单上，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追加捐赠的500万股股票市值约20亿元，使其对母校累计馈赠近34亿元；东方财富实控人其实划出4.5亿元股权，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夫妇注入1.3亿元现金与股份，柏楚电子、睿远基金、华住集团创始人也纷纷以亿元为单位支持工科教育。

这场席卷中国顶尖高校的捐赠潮，正悄然重塑“慈善”在中国的语义边界——从传统扶贫济困，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押注。

这一转捩点标志着中国慈善生态的代际更替。回溯2010年代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捐赠流向几乎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项目清单：杨国强、孙宏斌等地产大亨占据榜单前排，善款多流向脱贫攻坚与基础教育设施。最新统计趋势显示，科技富豪已取代地产商成为高校捐赠主角，捐赠形态从现金转向股票，从感性回馈转向战略性学科布局。曾毓群的捐赠明确指向“AI未来基石基金”，唐晔的教育基金锁定船舶、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

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不容忽视。首先，新财富阶层教育背景质变：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同，曾毓群（上海交大1985级）、雷军（武汉大学1987级）、李彦宏（北京大学1987级）等科技新贵是高等教育直接受益者，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笃信。其次，资助母校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实质是为产业链安全与自主可控构建学术基础设施。此外，中国资本市场对股权捐赠机制日益成熟，捐赠权益及分红、出售后的现金收益可更持续支持科研，解释了股票捐赠成为科技富豪趁手慈善工具的原因。

01 最慷慨的人

155笔有效样本中，前五大捐赠者合计贡献超50%金额，前十名占总额62.8%。教育领域大额捐赠并非广泛参与的均衡市场，而是典型头部驱动型结构。

按金额看，最突出的是豪威集团创始人虞仁荣。为创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他2023年至2026年间多次捐赠名下豪威集团股票，累计98亿元，是样本中金额最高案例，特点是从0到1投入研究型大学长期建设。

雷军代表典型校友反哺路径。2023年11月，武汉大学1987级校友雷军向母校捐赠13亿元现金，刷新当时全国高校单笔个人现金捐赠纪录。此前他已通过奖学金、教学科研楼和专项基金多次支持武大。

曾毓群代表第三种模式：以股票为母校建立长期资金池。其与上海交大的捐赠始于2021年（宁德时代捐赠200万股股票设立“曾毓群教育基金”），2026年3月再次通过厦门瑞庭捐赠5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按当日市值约20亿元。相比直接现金捐赠，“股票+基金”安排更强调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企业平台型教育慈善中，比亚迪最具代表性。2024年底，比亚迪启动30亿元教育慈善基金，合作覆盖高校、科技馆和博物馆，资金用于奖学金和新能源汽车技术科普（本文按单笔计入，因系一次性公告整体承诺）。2025年底该基金已覆盖127所高校，与“捐给一所母校”模式不同，比亚迪将教育捐赠变成面向全国高校和工程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工程。

从头部样本看，中国大额教育捐赠已分化出清晰路径：单一高校长期建设投入、校友对母校高额回馈、股票和基金支持的资产型捐赠、企业主导的平台型慈善。头部捐赠者不仅贡献大部分金额，也塑造了捐赠主要模式。

02 校友们

校友捐赠仍是高校大额捐赠最稳定来源。可识别样本中，校友直接捐赠约47.55亿元，另有约35.95亿元以公司、投资平台或基金会名义流入高校，实际决策者仍是校友。两者合计约83.5亿元，扣除虞仁荣单笔大额捐赠后，占样本总额35.4%。名义出资方变化，但校友关系作为底层驱动力未变。

从财富版图看，制造业（含新能源、半导体等）合计贡献约172.3亿元，信息技术约27.11亿元，两者占总额过半。传统地产和资源行业在头部捐赠者名单中几乎缺席。这意味着中国高教领域的巨额捐赠，正从传统老牌资本（地产大亨与资源巨头）向产业升级浪潮中受益最深的“新钱”转移，他们是技术迭代的冲浪者，而非旧秩序的守成者。

头部院校攫取捐赠蛋糕的比例失衡。近三年累计受赠额前六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约98亿元）、上海交通大学（约33.58亿元）、天津大学（约18.61亿元）、复旦大学（约16.10亿元）、武汉大学（约15.10亿元）、深圳大学（约8.20亿元）。但排名相近逻辑不同：宁波东方理工、上海交大与武大依赖超级单笔捐赠驱动；天津大学精耕校友网络，靠群体性输血；复旦大学偏好资金导流至特定研究项目，呈学术精准主义；深圳大学更像本地企业利益共同体联盟产物——被周边商业生态托举的城市大学。同样是头部高校，有的靠个人，有的靠平台，有的靠生态。

03 如何捐钱？

从笔数看，现金仍是最常见捐赠形式。剔除累计披露后的155笔有效事件中，现金捐赠98笔，约占63%。

但从金额和头部案例看，股权捐赠存在感上升。数据中有22笔可明确识别的股权捐赠，占笔数14.2%，对应金额约162.17亿元，占总额48.5%。更重要的是，股权捐赠占比近年持续抬升：2023年7.8%，2024年9.4%，2025年升至16.7%，2026年截至一季度达25.0%。

同时，大额教育捐赠越来越多通过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基金等平台承接。公开捐赠去向中明确含“基金会渠道”的共48笔，占笔数29.4%，对应金额约230亿元，占总额70.1%。

这意味着教育慈善正从一次性现金支持，转向基金化、长期化的资金安排。

04 未来的慈善

美国高校捐赠头部集中用了一个多世纪成型——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规模超500亿美元，前20学校占全美高校捐赠总资产一半以上。中国集中速度快得多：仅十余年，155笔千万级捐赠已勾勒出高度集中的资金地图。但两者底层逻辑不同：美国集中建立在成熟校友捐赠文化、税收减免制度和专业化捐赠基金管理体系之上；中国集中目前仍高度依赖少数创业者个人决策。这意味着中国教育捐赠头部格局可能更高效，也更脆弱。

更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几乎所有头部捐赠者都是第一代创业者：虞仁荣、雷军、曾毓群、王传福。他们的捐赠决策带鲜明个人特征——母校情结、家乡纽带、对特定技术方向的信念。这批企业家活跃捐赠窗口约还有十到十五年。尚未回答的问题是：当创始人一代逐渐退出，中国教育慈善头部集中能否持续？基金会专业化程度、股权捐赠制度保障、高校自身筹资能力，将决定这套机制能否脱离始发者延续运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福布斯”（ID：forbes_china），作者：Forbes 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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