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粉症之幸，恰似中彩般难得

6分钟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作者：库索

二月末的京都茶道教室，往日活力满满的冈田君突然变得萎靡不振。他不停打喷嚏，说话带着浓重鼻音，眼睛红肿得像熬了通宵。在水屋休息时，他揉着眼睛苦笑着回应我的关心：“花粉季开始了啊……”

答案就此揭晓。日本的春天，不只是赏樱的时节，更是“花粉季”。每到这时，街上戴口罩的人骤然增多，人们像冈田君一样，边走边打喷嚏，频繁掏纸巾，眼睛红得如同刚哭过一场。

与此同时，晨间新闻开启“花粉模式”。天气预报里，除了气温、降水概率和紫外线强度，还高频播报一项关键信息：当日花粉飞散量。地图上用红、橙、黄三色标注花粉数量与程度，活像一幅扩散的灾情图。

晨间新闻节目中播出的各种花粉症类型（图｜库索）

超市和药妆店的入口显眼处，都开辟了“花粉对策专区”。口罩、喷雾、洗眼液、厚眼镜、鼻炎药、空气净化器堆满货架，严阵以待，仿佛应对一场无形的生化危机。

花粉症并非日本独有，本质是过敏反应，属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花粉接触鼻腔、眼睛或喉咙，可能引发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眼痒、流泪、喉咙不适，严重时还会头痛、困倦、疲惫。全球都有花粉症，但日本患者比例极高，甚至有数据称每两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患者。它已从个人体质问题，演变为全国性的集体体验，被日本人贴切地称为“国民病”。

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国民病”并不古老，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日本被正式确认，严格来说是现代病，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公害病”。

时间回到1963年春天，日本刚从战后废墟中恢复，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入口。东京医科大学一位耳鼻喉科医生，被派往栃木县日光市的精铜所附属医院工作——这家工厂原是明治时期足尾铜山的冶炼设施，战后随经济复苏持续运转，附属医院承担着周边山地居民几乎全部医疗职责。

医生很快发现，三到四月间就诊的患者症状高度相似：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这正是如今熟知的“花粉症三件套”。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鼻涕中含大量过敏相关的嗜酸性粒细胞，他开始怀疑花粉是元凶。随后调查日光地区空气中的花粉种类与数量，发现这一时期占绝对多数的是杉树花粉。

日本“国民病”的罪魁祸首：花粉

这并不意外，日光一带自古是杉木产地，还有“日光杉并木”这样的著名景观。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后续实验：医生用多种花粉及其提取物对患者进行皮肤、鼻腔和眼部反应测试，结果清晰显示，患者对桦树或柳树花粉几乎无反应，但鼻腔吸入极微量杉树花粉，所有人立刻出现明显过敏症状。

就这样，日本首次确认了“杉树花粉症”的存在。

常听日本老一辈说：“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花粉症。”某种程度上他们没说错，花粉症能大规模席卷日本，与往昔没有的社会条件有关——日本战后的植林政策。

二战前后，日本经历长期过度采伐，战后重建与经济增长叠加，木材需求猛增，国内一度严重短缺。1950年代，日本政府启动大规模人工造林计划，大量种植生长快、用途广、适应本土环境的杉树和桧树。起初这是合理的国家工程，甚至二十年间没人察觉，它日后结出的“恶果”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春天。

杉树并非种植后立刻大量放粉，按生长规律，一般要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后才进入高产花粉期，这相当于按下了延时键。1950年代种植的杉树林，到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释放花粉，此后愈演愈烈，最初的地方性病例逐渐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现象。

“花粉症”从疾病变成社会问题，正始于那一时期。

媒体每年春天大篇幅报道花粉飞散，气象信息出现专门的花粉预测，花粉症从诊室走进客厅、办公室、学校和新闻节目，不再只是医患间的话题，而成了整个社会共同进入的季节性戒备状态。

日本人向来以本土自然覆盖率为傲，森林面积约占国土七成，但其中人工林占比很高，而人工林中杉树是绝对主角。

日本花粉症患者间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某年春天，长野县森林间突然腾起一片白色烟雾，一位男子急忙报警称“半山起火”，五辆消防车和二十多名消防员赶到后发现，那只是强风卷起的杉树花粉形成的白幕。新闻最后轻描淡写地说：“赶到现场的消防员中，有四人也是花粉症患者。”足见花粉量之惊人。

别以为住在城市就能幸免，另一个“灾难”是：杉树花粉进入春季高峰后，可随风飞行数百公里，不局限于山林，还会进入城市、住宅区、学校和通勤线路，将城市人拖进喷嚏、鼻塞和流泪的共同命运。

随着患者人数持续上升，花粉症在日本完成从“病”到“国民病”的升级。1980年代患者比例约占人口一成，此后每十年增长十个百分点，如今推测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受困扰。官方资料不再将其定义为轻微不适，而是明确视为对健康、生活和经济活动有巨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花粉症不致命却极其消耗人，会导致注意力下降、睡眠质量变差、工作昏沉、开会走神、学习难以集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十岁到五十岁间正在上学、工作、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其代价不仅体现在纸巾和医药费上，还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运转效率上，有估算称日本花粉症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400亿日元。

受花粉困扰的职场人士中，约九成表示花粉症影响工作状态。近年一些公司尝试推出“花粉症补贴”，报销部分治疗费，发放口罩和高保湿纸巾；也有企业施行“花粉假”制度，认为与其让员工硬撑低效率上班，不如让他们回家休息。虽未成为主流，但足以说明花粉症已严重到纳入公司福利制度设计。

普通人应对花粉症的方式日常而琐碎。每年三四月，很多人家不敢在室外晾晒衣服，因为花粉会附着在布料上，于是出现了专门的防花粉洗衣液。市面上还有防花粉眼镜，厚得像实验室护目镜，虽滑稽，但相比时尚，人们更在意能否睁开眼睛。

日本的“口罩文化”也与花粉症蔓延密切相关。口罩起源是防护流感的非日常装备，随着花粉症流行，逐渐走进普通家庭，成为春天最常用的日用品。早在疫情发生三十年前，日本人就已习惯戴口罩度过一个季节。

刚到日本那几年，我一直以为花粉症的“罪魁祸首”只有杉树，直到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导致花粉症的“嫌疑犯名单”比想象中庞大，且每种花粉都有各自的高峰期。尽管日本约七成患者是杉花粉症，但一年中各种花粉接力出现：春天过后，初夏是禾本科植物花粉，秋季则是豚草和蒿类等花粉。不同花粉接连登场，拉长了花粉飞散时间，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花粉症发作风险。

日本人闻花粉色变，近年甚至出现新造词“避粉地”，即花粉量较少的地方。

这些“避粉地”大致分几种：有些地方因气候寒冷、海拔高，杉树无法生长，比如群马县的草津温泉，因花粉飞散极少，成了花粉季受欢迎的旅行地；还有一些离岛，因地理隔离和历史原因，几乎未受战后大规模杉树植林影响，像冲绳县、鹿儿岛县的部分离岛及小笠原群岛等地，本身几乎没有杉树，且离岛特性使本岛花粉难以飘到；最受推崇的是北海道，因气候和土地条件，杉树无法自然生长，钏路市甚至打出“零花粉之城”的口号吸引移民。

日本确实有人为躲避花粉症举家搬迁，有些重度患者甚至说：“退休后要搬去北海道。”听着像玩笑，却是深受花粉症困扰者迫切的人生规划。

为彻底治好这场“国民病”，挽回每天超两千亿日元的经济损失，日本政府早已开始减少杉树种植、积极培育低花粉品种和“无花粉杉”，并试图通过砍伐与树种更新削减花粉源。我在日本林野厅的公开报告中看到，到2033年度，日本计划将作为主要花粉源的杉树人工林削减约两成。

可为什么花粉症患者还是只增不减？

这里有个颇具日本现实意味的答案：不仅日本人在高龄化，日本杉树也在高龄化。人老了体力衰弱，树老了花粉却可能更凶猛。加之气候变化使花粉季提前、延长、增量，这场战斗远没那么容易结束。

多年前四月，一位友人来日本找我玩，前两天都好好的，第三天早上眼睛突然肿了，眼泪和喷嚏齐发，以为得了不明过敏症，惊慌地去医院。医生问她前一天去了哪里，她说出一间京都神社的名字。

年轻医生听完几乎立刻下结论：“你这是花粉症。”

“不，我从来没有花粉症病史。”她无法接受，坚持认为是误诊。

医生不为所动，开了花粉症的药，安慰道：“如果没效果，明天再来。”

药吃下去果然立竿见影，次日早晨眼睛不肿了，喷嚏也不打了。

她不久后回国，据说那药再也没派上用场。

“没有花粉症的人，请代我好好享受春天。”一位日本网友曾在社交平台写道。这样的吐槽在日本很典型，许多花粉症患者半开玩笑地说：“没有花粉症的人，是被命运眷顾的人。”就连村上春树也写过：“在日本，没有花粉症，就像中彩票一样幸运。”

不过，未患花粉症的人未必因“中彩”而欢喜，民间流行“水桶理论”：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过敏容量，平日一点点积累花粉，等容量满了，水溢出，就会突然变成花粉症患者。

在日本，春天始终是矛盾的季节。和家人朋友去户外，铺野餐毯、喝点酒、看樱花满枝，本是每年期待的春日乐事。可一旦患上花粉症，外出便不再轻松，只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狼狈回忆。

痛苦的回忆里也未必全是痛苦，或许藏着别的东西。

写这篇稿子时，我无意中翻到二十年前《ほぼ日刊イトイ新聞》（“几乎每日丝井新闻”）的读者来信专栏，主题是患上花粉症时打喷嚏的声音。“如果用文字表现你身边人打喷嚏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编辑部从征集的来信中评选出“喷嚏BEST10排行榜”，充满各种新奇拟声词，背后故事多半滑稽可笑。就在这些令人捧腹的故事间，冷不丁夹着一枚催泪弹——

这让我想起老家隔壁曾住着一位打喷嚏特别厉害的阿姨。

因为在乡下，虽说是隔壁，两家其实隔着一段距离，但她打喷嚏的“助跑阶段”就能听见——

“呃、呃、呃……”

接着就是一声：

“阿——嚏！”

然后还要补上一句：

“啊——！”

真的非常夸张，每次听到她的喷嚏声，不管家里当时谈得多严肃，大家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爷爷似乎不太喜欢这位邻居阿姨。

每次听到她打喷嚏，就会抱怨：“那是什么动静啊，真是拿她没办法。”

不过，爷爷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葬礼那天，隔壁阿姨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