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在工作群里“逢场作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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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的学术研究聚焦于人情、面子以及相关的关系与权力。在《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儒家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指出中国人的交往模式是长程性与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这种关系让人彼此捆绑，大多数个体行为也由此形成，同时给人带来安全感。
为了在这样的关系中生存，很多人会策略性地放弃自己的意愿，顾及他人感受、迎合他人需要。“人情”源于交往形式的不得已，与“礼”和“面子”相伴而生。讲究人情和面子的交往模式，表面上人们和平共处，但私下可能钩心斗角。因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外在的委婉客气与内在的谋划暗算并存。
2024年8月18日，北京三里屯。一名女性在海报墙前看手机。（图/CFP）
互联网挑战了中国人“给人面子”的社交文化。翟学伟举例，教授上课时打电话，学生不敢当面批评，但放到网上讨论后，就制约了教授的课堂行为。互联网激发了曝光和举报行为，遏制了现实中的“给面子”行为。过去人们在固定关系中怕“祸从口出”，如今这些情绪常能在互联网上释放。
不过，翟学伟也注意到，互联网并非简单“破坏”熟人社会，还可能放大其特征。他提出疑问：“娱乐化的背后是否深藏着中国人所谓的逢场作戏呢？”日前，《新周刊》对翟学伟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专访实录。
线下的“逢场作戏”有成本，线上则变得容易
《新周刊》：在有导师的聊天群里，导师发话，学生就发“鲜花”“点赞”等表情包。这是互联网上的“逢场作戏”吗？
翟学伟：线下“逢场作戏”有成本，大家要到聚会地点，还得练习说话技巧。但线上就容易多了，比如微信群里，第一个人发了尊师重教的内容和表情包，后面的人往往复制粘贴发送。大家这么做既不失礼又合群，但未必出自真心。
逢年过节，群发祝福图片的现象更普遍，这虽满足了形式需求，但很难传达心意。这是网络上人情面子的表现，且成本几乎为零，虽缺乏真情，却能满足人情面子的需要。
（图/《难哄》）
《新周刊》：从学生或员工角度，过去线下与老师或领导见面才交流，现在随时在线。线上生活会让人情面子的负担加重吗？
翟学伟：微信群里，领导发声大家会表态，普通员工则不同。这说明线下的人情面子也体现在线上，人们会给职务高、对自己有潜在作用的人面子。若群不是熟人建的，不给面子的情况就容易发生。
“轻重”的定义不同，结论也不同。比如当面奉承领导比在群里点赞更“重”，在群里发个表情就能维系人情面子，成本低。但中国人拜年方式的变化则不同，从传统的上门拜年到“团拜”再到“群拜”，减轻了很多负担。所以线上线下人情面子的轻重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和个人性格有关。
在重要活动中，亲人之间还是要走动。节日里，许久不联系的人会发贺词，而经常见面的熟人反而不凑热闹。
互联网给了人们另外一种“做人的可能”
《新周刊》：你强调中国文化中长程性、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易使人建立“忍”的心理机制。线上交流会改变这一点吗？
翟学伟：现实中当面交流需要说话技巧，不会说话就只能沉默，以免让对方没面子。但互联网让熟人“匿名化”，人们畅所欲言，较少考虑人情面子，这给了人们另一种“做人的可能”。有些人习惯现实中的权威作风，到网上就容易“翻车”。
翟学伟。
《新周刊》：现实中很少说“绝交”，但网上有“拉黑”“退群”选项。你见过一言不合就退群的情况吗？
翟学伟：有这种情况。线下关系好的人，网上聊天可能因价值观不同而吵架、退群或拉黑。这不仅与人情面子有关，还和口头与文字表达的差异有关。面对面争论时可能表达不清，但在群里用文字表达仍不被接受，就说明价值观不同。线上线下在这方面有一致性，群里吵架翻脸，线下也难和好。
生活化的交往中，计谋是没有实证性的
《新周刊》：你谈到中国人的计谋用于不同关系。线上交往有计谋吗？你经历过哪些？
翟学伟：计谋是中式概念，英文难翻译。中国文化很重视计谋，有“三十六计”和《鬼谷子》等。但社会科学几乎不研究计谋，因为它没有实证性。线上交往中，若有人耍计谋，除非自己坦白，否则难以察觉。比如群里大事表态，有人事后说没看到消息，很难判断真假。
计谋藏在心里，带来结果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但无法重来。计谋研究通常是在计谋施展后进行。
例如，在群里和某些人合不来，就另建群把他们排除，既不伤害人情面子，又能畅所欲言。高校里，导师和学生的大群很祥和，学生还会建小群。此外，想和部分同门吃饭，会单独通知，避免在群里引起尴尬。这些都说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关系复杂，会有各种群和复杂关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ID：new - weekly），作者：陈拙，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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