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留学三问:去哪儿、学什么、回国做什么?留学新秩序正重构
导语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来自广州的李同学正为申请东京大学做最后的准备。她既没选大家熟知的英国或美国,也没选北上广热捧的AP或A - Level课程,而是选择了日语方向的EJU项目。她家并非财力雄厚,但她从初二就开始规划留学路径,在留学咨询师的建议下,围绕“可负担、高回报、低风险”三个关键词设定了目标。
像李同学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出国留学,正从单一、理想化的“身份跃迁通道”,转变为一场对能力、机会和现实的综合考量。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波动、家庭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生态的演变,留学行业正在经历底层逻辑的重塑。
01 从回弹到重构:新时代下留学趋势的再塑造
近三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群结构在悄然改变。《留学生人才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境留学人数回升至73万人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留学趋势并非简单回弹,而是呈现出几大鲜明特征:
首先,年轻化趋势显著。高中及以下阶段出国人数持续增加,一线城市的家长已将国际课程、国际高中纳入初中甚至小学阶段的规划。2023年数据表明,中国赴英读高中的学生数量比2018年近乎翻番,IB、A - Level、AP等课程培训市场不断扩大,教育企业也在低龄留学赛道加速布局。
其次,目的地多元化趋势明显。英国、美国仍是主要留学目的地,但占比有所下降,新加坡、日本、德国、爱尔兰等国家的留学人数显著增长。启德教育《2024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学生对“非传统国家”的兴趣上升,选择这些国家的原因包括政策友好、签证稳定、费用合理和就业前景可预期。
再次,出国率结构正在“倒挂”。《上海民办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研究》显示,一些985/211高校的本科生读研阶段出国意愿降低,而民办高校学生的留学热情不断高涨。这一现象与“学历跳板”策略有关:高考竞争激烈、就业市场要求高,使得部分学生希望通过留学“反向逆袭”。
此外,“海归即高薪”的观念正在改变。随着国内招聘市场“海归身份红利”逐渐消失,家庭和学生对留学价值的判断更加谨慎。他们开始回归教育本质,注重能力提升、视野拓展和路径重塑。

02 家庭作为策动者:理性博弈下的出国选择
一位北京四中学生家长在择校说明会上说:“我们不是非要出国,但要有‘不出国也不后悔’的能力准备。”当前留学决策的理性化,背后是家庭教育战略的代际升级。
《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出国留学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本仍是影响留学意愿和路径的关键因素。高收入家庭更倾向选择长期培养路径,如国际高中 + 英美名校本硕连读;中等收入家庭则更关注投入产出比,偏好一年制硕士或“可移民 + 就业”兼顾的留学目的地。
同时,学生的自我主张在增强,但仍以家庭主导为主。调研显示,超70%的学生表示家长是决策主导者,但超60%的家长也愿意听取子女的意愿。两者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和未来定位上:家长倾向“金融、管理、计算机、医学”等就业稳定的专业,而学生更关注“兴趣导向”“跨学科发展”等软性成长。
随着就业焦虑的蔓延,家庭对“留学之后做什么”的问题更加敏感。不少家长要求服务机构在申请时同步规划就业路径,不再只追求拿到offer,而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目标。
03 服务供给端演化:从中介走向陪跑者
新趋势带来新需求。传统的“文书代写 + 套磁模板”式留学中介模式正面临挑战,行业正朝着“长期规划 + 能力提升 + 路径运营”的复合服务方向发展。
一方面,国际课程与留学申请的衔接在加速。《出国留学,三大国际课程如何选》指出,当前学生在选择IB、A - Level、AP课程时,更倾向结合“院校目标 + 课程适配度 + 评估方式”进行判断,这离不开专业咨询和背景规划的指导。
另一方面,AI辅助选校、项目孵化、科研能力培养等增值服务不断涌现。以“背景提升”为核心的新型服务模式,将学生包装成有独特能力和动机的候选人。从社会实践、科研助理到跨境实训项目,服务链条延长、复杂度增加,也让家长更加信任并投入更多成本。
留学服务机构正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协同”,角色从“申请执行者”升级为“教育合伙人”。围绕就业力提升的训练营、跨文化适应力课程、面试能力提升工作坊等一体化解决方案逐渐兴起。

04 国际格局剧变下:中国留学生的全球坐标
在全球留学生流动版图中,中国的地位在发生微妙变化。多国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起印度留学生数量在美、英、澳等国全面超过中国。以美国为例,2023年印度学生在美注册人数为26.8万人,超过中国的25万人。
这背后不仅是人口结构和签证政策的变化,还与学生策略不同有关:中国学生注重整体体验和教育质量,倾向高成本高投入项目;而印度学生多以STEM为导向,注重回报率和技术移民路径,更早规划职业发展。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陆有71所高校上榜,部分学生开始选择“本硕国内 + 博士海外”模式,或通过中外合作办学、“2 + 2”联合培养等方式降低成本、平衡风险。
此外,疫情后各国政策变化加快了留学目的地的重新排序。美英澳签证政策收紧,新加坡、日本、爱尔兰、北欧等地以“学费可控 + 生活安全 + 就业友好”的优势,成为“高性价比留学”的代表。
结语
过去几十年,出国留学常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捷径,是通往“精英化”“国际化”的通行证。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全球高等教育供需关系的调整,这种观念正在改变。如今的留学已不再是“能否出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完成一段成长周期”的实践选择。
在新的坐标体系中,留学的定义被重新诠释。它不再只是进入某所大学的途径,而是培养自我认知、职业方向、跨文化适应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过程。家庭不再只看重文凭,更关注长期价值回报;学生不再盲目跟风,更愿意在理性框架下自我规划;行业服务者不再只提供结果,而是共同参与教育路径的设计。
出国留学不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一次深度自我重塑的机会。在全球人才流动更复杂、教育资源竞争更激烈、个人成长路径更多元的背景下,谁能在这场持续进化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谁就有可能拥有未来的竞争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黑板洞察”,作者:耳东,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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