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登春台》中的“琥铂”隐喻：有的女人被困，有的突出重围

格非曾在采访中提到“写作的动力来自于探索家乡”。作为先锋文学的“五虎将”，“家乡写作”一直是格非的写作特色。凭借其特殊的四段式结构，《登春台》让人眼前一亮。四位主角从家乡——江南扫溪、北京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出发，在北京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公司相聚。在此之前，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但都与周振遐这个角色有关。周振遐经历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同时，他们手持周振遐不同时期的拼图碎片，拼接成真正的周振遐。格非巧妙地转换了三个人称，为四个人敷陈各自的生活困境。

《登春台》中的男性人物在面对断梗浮萍的情况和出身家庭的创伤时，也没有完美的自我生活。窦宝庆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入狱。陈克明在生活翻盘后抛弃了他的珠子。周振遐事业有成后，对声音病态敏感。在遇到姚邈之前，他几乎严厉地追求和平。另一方面，《登春台》中的很多女性角色，无论是从南到北打工的贾连芳，还是从北漂疗伤的沈辛夷，还是从茯西村来到北京的姚邈，都在离开家乡的地区工作，摆脱了压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牢房，找到了出路。而且，他们的离家是主动的无怨无悔，不是“东亚女性被迫离家一辈子”，不是粤港澳因婚离家的“走仔”，不是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而是带着出发的勇气从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像贾连芳这样的功利主义者，在市场经济时代不断寻找致富的商机；顺势而为，比如在互联网时代担任物联网公司的沈辛夷、姚邈，都有着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力量。

《登春台》

陈克明，在周振遐的帮助下担任董事长，曾经给助理沈辛夷一个昆虫化石琥铂坠作为感谢。他还想送前妻静邈和沈辛夷一对琥珀耳环，但都被拒绝了。“琥珀白金”的意境对应着书中女性的命运:有些女性一生都被困在凝固的琥珀白金中，或者像窦宝庆的姐姐一样，最后感谢她们，或者郑元春一生都在等待“纽约”的虚空丈夫；有些女人在离开家乡的精神突破中，不再局限于封闭的琥珀白金，而是变成了一只蝴蝶，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救赎。离开让她伤痕累累的福建茯西村，姚邈在北京西山云锦寻找宁静宁静的生活。在北京的宁波菜馆里，佘溪人沈辛夷向姚邈倾诉了她与母亲的矛盾，姚邈说：“妈妈终究是妈妈。并不是说只有完美的母亲才值得大家尊重和善待。“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沈辛夷学会接受和释怀，随着她的母亲渐行渐远。

区域流浪给小说人物带来了无根性，从而产生了孤独感。登春台人物面对孤独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些方式来自不同的灵魂，不同的性格特征。大多数男性角色都是孤独的，他们需要倾诉的对象来缓解——周振白寻找灵魂伴侣姚邈，窦宝庆告诉郑元春这个故事，陈克明需要静邈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在异乡北京短暂生活后，女性角色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慢慢地，他们发现了这个城市令人愉快的地方，自由自在的空气掩盖了他们在家乡时的压抑和窒息。有些女人变成了自渡者，有些女人在自渡者的调解下成长。

“自渡者”格非的塑造，比“超凡脱俗”的周振遐更加生动。学理科专业的周振遐，对哲学痴迷，也颇爱总结人生哲理。但是他的个人观点，会因为不能落地而显得空洞，并且有男人的刻板印象。正是含有烟火的姚邈，“拉下神坛”了自称不吃人间烟火的周振遐。她激烈反驳周振遐“友谊高于感情”的柏拉图式想法。此时女性处于更加主动的位置，某种意义上摆脱了“顺从柔和”的面部形象。姚邈也比周振遐更擅长克服童年阴影。周振遐一直被母亲抛弃的“自我支持”所困扰。从那以后，他一直痴迷于自我感受，对家庭中的孩子没有责任，导致他和妻子离婚，孩子失去了工具。在与姚邈的交往中，周振遐几乎漫不经心地讲述了自己的过去，而姚邈只用了一句“表面光鲜，实则不忍直视”来总结自己的过去。在这里，他不仅有格非特别设定的情节空白，还能感受到作为一个成熟女人的蓝色。在几次失败的婚姻中，姚邈意识到“想要通过交出自己来获得精神上的平静是不可能的”，从而成为自渡者。对人生苦难和灵魂创伤的治愈，除了自渡，别人爱莫能助。与姚邈相比，过于偏执的沈辛夷也像周振遐一样沉迷于过去，对自己感到难过。她和周振遐能否体会到姚邈在单向倾诉中精神上超越他们的地方？

沈辛夷的故事，是用来向姚邈倾诉的。沈辛夷的困境无非是对母亲的憎恨和性侵犯。泼辣果断的沈辛夷妈妈——贾连芳，很有虎妞气质，带着一股力量拖着懦弱无能的丈夫前进。她是《登春台》中唯一摆脱女性特质的女性主体。在沈辛夷看来，贾连芳并不受性政治的束缚，也不受女性气质、女性面具的束缚。她喊着“压倒一切困难”“生活是绝望的”，一生执着于咸鱼翻身，从蜀阳到湖北，从赣州到南宁，靠窗帘生意一点一点努力，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出生于农村的贾连芳，一直抱着去法意瑞、新马泰见世面的理想，愉快地享受着各地周转的工作。相反，沈辛夷的父亲无法忍受东跑西颠，提出回家，被贾连芳狠狠地反驳“回来能干什么”。即使最终回到家乡，贾连芳依然可以顺风顺水，可以说，到处都可以成为贾连芳的罗德岛。她并非“真正的女人”，而是因此闪耀着狂野原始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她的女儿沈辛夷，最缺少的是生命力的触觉。在《登春台》中，格非放大了沈辛夷的女性特征，11次描写沈辛夷落泪，还有毕飞宇的《哭泣生涯》。、苏童的《碧奴》有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对抗苦难生活，格非用眼泪建立了沈辛夷的女性主体身份。每当沈辛夷回忆起妈妈和性侵犯的难忘记忆时，她似乎只能流泪面对。用眼泪灌溉的伤口越来越痛，她变得无法释怀，敏感而隐忍。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被声音所困扰，沈辛夷是有代表性的。在扫溪生活中，格非对“声音景观”的描述，进行了隐含的心理阴影和身份认同。她在家乡的生活环境可以用“声音碎片的黑暗之海”来形容，被言论、劝诫、格言、琐事、意见、噪音等包围。然后性侵事件加重了她对声音的敏感:猥亵男紧贴耳朵，搬到新社区喧闹的市声。猥亵事件发生后，朱先生对她进行了励志的说教。这些人为的、嘈杂的、无孔不入的声音形成了她的炼狱和发展空间，加剧了她的苦恼和焦虑。这类声音景观，也与沈辛夷小时候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屋里，听到的自然声音景观形成对比。它们由风、雨、雷、大雪压松枝的声音组成，织成厚厚的茧。它们曾经形成了一种安慰她的力量，但它们注定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

到北外之前，那些谚语中唯一让沈辛夷认同的“越好越差”，构成了她的价值观。她对嘈杂的声音景观的厌恶让她与被声音困扰的普鲁斯特产生了共鸣。这种同舟共济的“声音知音”让她选择在大学学习法语。沈辛夷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的选择，在声音景观的驱使下，最终形成了她的自我认同。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中，在治愈和倾诉心理阴影的过程中，沈辛夷慢慢明白了——离开是调解的方式，不再执着于怨恨她的“提婆达多”。

为了这两个女人，格非安排了类似的伴侣——桑钦和周振遐，两者都与梭罗的《瓦尔登湖》有关。桑钦的梭罗式“寂静绝望”暗示了他不幸的命运。他没有任何坚实或恒定的东西来支撑自己，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它。周振遐也与梭罗和隐逸的人有着相同的想法，但他可以在普通人中和谐、年龄和经历，或者说他比桑钦更能支撑这些想法。但是，也正是这种“脱俗之想”，加剧了他与陶渊明同样的“自我控制”，以“人我”为优先，仍然有待观察。随后的“无我”境界，周振遐这种一味追求自己安静孤独的避世思想，还远未实现。

故事的最后，这两个人终究无法陪伴沈辛夷和姚邈长久地走下去，更无法救赎两个女人。贾连芳也是一个人走到最后，丈夫的出现只会干扰她的前进。因此，格非的命运也暗示了姚邈自渡的必然性，沈辛夷在姚邈的引导下的成长，以及贾连芳“罗德岛无处不在”的主体性。她们挣脱了家乡和家庭凝固的琥铂，扇动了蝴蝶的翅膀，在异乡，找到了生命柔韧悦动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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