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云评论《金雀花帝国》新政治史与年鉴学派史学有机结合

2024年6月出版的《金雀花帝国》，[法]马丁·奥莱尔，黄艳红翻译，商务印书馆，560页，85.00元

“在1154-1224年的第三代时期，安茹家族在大西洋岸边拥有广阔的空间。从哈德良长城到比利牛斯山，从阿尔斯特王国到中央高原，许多王子承认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是他们的领导者。”法国普瓦提埃大学教授马丁·奥莱尔称这为“王国”，这是一个广阔的政治实体。（Empire），这就是这本书标题的由来。

2003年在佩兰出版社发布的《金雀花帝国》是奥莱尔的学术专业。经黄艳红研究人员专业而流畅的翻译，现在可以和国内读者见面了。奥莱尔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曾在普罗旺斯大学从中世纪普罗旺斯史专家诺埃尔·库莱尔。（Noël Coulet），和乔治·杜比也有很深的师徒关系。中世纪的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是奥莱尔最初的研究。对于中世纪贵族(尤其是贵族家庭和婚姻)，他非常感兴趣。“加泰罗尼亚和普罗旺斯的国家和贵族(9-14世纪)”是他的博士论文。《金雀花帝国》的创作，或许在2000年之后，作者延伸了早期的研究取向。而且正是在此前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作者才能对金雀花皇室和贵族对金雀花王国的态度进行独特的分析。

应承认，要完全评价这部史料详尽、头绪丰富、充满启发的作品，是极其困难的。正如黄艳红研究员所说，这本书展示了“宏伟而丰富的历史场景”(第x页)。黄艳红研究员也在译者序列中对这部作品的学术见地、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做出了清晰而精辟的解读，不仅提到了奥莱尔对“忠臣从”仪式的关注，也评价了他使用的群体性人物。（prosopographie，或者群体传记)方法和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因此，笔者谨慎选择同样重要的方面来理解这部作品的学术意义，即作者如何继承和推进法国的“新政治史”研究，以评判这部专注于学术意义的重要历史学。

在导论中，作者奥莱尔直言自己的研究取法“新政治史”：“新的历史将淡化事件，重视各种权力的分析。制度史也将被角色分析所取代，被政治家、压力集团和统治者庇护网络的研究所取代，思想史也将延伸到对代表和政治想象的认知。"(18-19页)在法国，新政治史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极大地震撼了现有政治史书写的传统。在此之前，政治史通常被称为实证学校或方法学校的禁令，而年鉴学校除了攻击实证学校外，更注重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治史——虽然马克·布洛赫的《国王奇迹》是今天这种新政治史的鼻祖(19页)。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葛内在中世纪史领域。（Bernard Guenée）与雅克·勒高夫一起，在新政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葛内提倡从整体历史角度对“国家史”进行研究。（l'histoire de l'État）。一九七一年，勒高夫问：“政治还是史学的脊梁吗？“新政治史重新定义了“政治”。假设过去关注政治事件、人物、制度的政治史，使用的是法文中的阴性、狭义的“政治”。（la politique）概念，从新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研究对象已经成为一种阳性的、一般的“政治”（le politique）。以政治社会、政治文化、政治话语、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为重点的新政治史。这一点在本书中都有非常明确的体现。

这本书的主体框架是新政治史提供的研究视角。从“中心”到“边缘”，作者将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他说：“我将首先观察政治‘中心’，即决策、宣传和强制的核心。”(41页)但是，“中心并不总能让边缘接受它的法律。所以对当地贵族的详细考察非常重要……”(283页)。这种二分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贝尔纳·葛内的倡议，即政治史的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权力的中心，还要关注边缘和对权力的“抵制”（résistance）。葛内在《14-15世纪的西欧:中国》(1971年)中强调，中世纪晚期的臣民社区不是铁板一块；他特别关注当地的力量和权力，以及他们与国王或对话或对抗的关系(葛内作品的第二部分第三卷副标题是“国家和社会”)。雅克·克里南（Jacques Krynen）忠实地延续了葛内在《国王权威:13-15世纪法国的政治观念和信仰》(1993)中的思想，并将其应用于政治观念史的研究；在王权意识形态的构建和传播之后，专门制作了一章“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构思上遵循了中世纪史领域“新政治史”相关研究所给出的框架。然而，与我们上面列出的两部着作相比，这部作品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两部分分量几乎相同，各占近200页。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平衡，主要是因为作者对贵族的研究造诣很深，贵族的因素恰恰是他解释金雀花王国最终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具体到这本书的两个部分，读者在阐述“中心”部分，即金雀花的“王权治理与强制”时，会看到的不是王权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体现。相反，作者首先将重点放在金雀花王权政治背后的逻辑和行动上。作者指出，宫廷（curia）它是王权“独一无二的中心”；除了法院和宫殿，这个关键词还有第三个意思，那就是“国王的近臣随从，也就是人员构成，或者更常见的说，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帮助国王做出决定，治理他的领土”(56页)。从这个意义出发，作者对廷臣进行了“群体性人物志”的调查。在讨论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皮埃尔·德·布卢瓦等教士作者对王权和骑士精神的“攻击和正确”后，作者还专门讨论了金雀花帝国的意识形态及其宣传:“金雀花宫具备各种条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对皇朝有益的想法和形象”(147页)。在政治宣传的话题下，作者对此期间君王形象的构建、王权话语的传播与流通等进行了调查。最终是加冕礼的政治内涵和王室传说的构建。从这些方面入手，考察金雀花王权，显然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都有很大不同。但是与新政治史的研究取向非常契合。在此之前，弗朗索瓦丝·奥特朗（Françoise Autrand）、克劳德·戈瓦尔（Claude Gauvard）在研究中世纪司法和国家时，学者们都热衷于将人物志方法应用于研究。在克里南的《中世纪晚期法国的理想君王与王权》(1981年)中，教士级别塑造了理想君王。以加冕仪式为代表的“代表权力”（pouvoir symbolique）今天仍然是法国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比如《西欧的标志权力[1300-1640]》，由菲利普·热内主编。

如果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表明作者对法国新政治史非常熟悉，并将其融入到写作中，那么第二部分“贵族与王权:尊重与叛逆”表明作者更好地完成了新政治史与年鉴学派史学关怀的结合。或许这是这本书的另一大看点。作者首先回顾了12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初贵族概念的演变，然后纵观了金雀花帝国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金雀花王国主要领土(阿基坦、大安茹和布列塔尼、诺曼底和不列颠诸岛)的贵族。作者可以超越法国中世纪史学界强调中央集权主义和英国中世纪史学界关注地方自治的两条进路，通过关注“贵族在建设中面对安茹中国时所采取的合作与抵制的相互关系”(322页)。随后，作者指出了1170年12月29日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杀的标志性事件——“贝克特案”——类似德雷福斯案的表述。这个事件的影响很普遍，甚至“涉及最遥远的农村文化阶级”(376页)。对于“贝克特案”，作者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解读:“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最好先考察不同角色的态度和文字，了解其意义。接着，我们要找出他们在系统中的位置…”(419页)。他选择了三个关键动作：标举十字架，和平之吻，殉难。作者指出，这一切都是“高度仪式化的动作……展示了中世纪某种正常的行为方式”(431页)。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突出了事件所反映的“亨利二世时代效率提高的英格兰君主国家与亲格里高利改革的教士阶级之间的争吵”(382页)，甚至是骑士对平民的“阶级仇恨”(434页)。事件发生后，贝克特殉道者形象的塑造和建立，以及亨利二世的赎罪仪式，揭示了1215年大宪章背后的历史逻辑。

如此丰富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对大量史料的运用。不管是年鉴学派史学，还是新政治史，都提倡使用各种史料，而不仅限于官方档案和法律文献。在使用史料时，奥莱尔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金雀花廷臣的职业生涯(88页)中，作者通过国王文书和财务署账务重建。作者将符文、肖像画、绘画、歌谣、丧礼哀歌、亚瑟王传奇、宫廷骑士文学等应用于涉及金雀花王国政治宣传的部分。正是基于丰富多样的史料，作者才能指出，在此期间，“大家有意识地操纵文艺创作，传播王朝的政治理念，或者说服倔强的民意支持英格兰国王的军事探索”(282页)。对贝克特案件的回顾，作者采用了圣徒传记、编年史、书信集，以及众多神学、法学、王镜鉴作品。

《金雀花帝国》作为一部突出新政治史特色的作品，对读者来说意义重大，所以或许并不在于传达了多少片面的历史知识。恰恰相反，《金雀花帝国》展现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一些开放的话题，让读者在阅读后能够深入思考。第一，反思19世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背景下，金雀花王国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受到谴责。对英格兰来说，金雀花国王在欧洲大陆的诸侯领地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法兰西来说，这个王国也是法兰西民族建设的拦路虎。从两个角度来看，金雀花帝国的形象是片面的，这本书提供了更加立体的描述。第二，英法政治传统差异的早期发源问题。作者多次触及这一问题。例如，他指出，一方面，“法国绝对主义与英国议会制的差异可能是由12、13世纪宫廷的差异组成的”(93页)。另一方面，虽然诺曼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模范”的政府机构，但最终，金雀花王国失去的大陆领地“在转向法兰西国王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绝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洗礼”(464页)；这样的情况让作者觉得“奇怪”，也值得读者去寻找。第三，重新解读1215年《大宪章》的起源和历史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今天被广泛接受的《大宪章》的历史叙事“特别隐含着一些不可能的连续性，即国家制度和政治传统呈现出一些几乎线性的过程”。但是事实上，“大宪章”展示了一些在西方世界其它帝国也能看到的演变。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它都不是孤立的”(287页)。对《大宪章》成因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对加冕仪式和贵族的调查。笔者指出，金雀花在大陆没有很好地利用加冕礼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塑造至高无上的君权(228页)；抹油仪式也让金雀花国王被主教束缚，金雀花帝国的王权观念凸显了“契约主义”——“1215年贵族和教士迫使国王接受的大宪章”，也应该在这个背景下进行调查。这份文件极大地限制了国王(233页)的规范权威和执行权。作者还认为，“大宪章”正式化了安茹王权与贵族之间复杂的关系...从那以后，这种普通的寡头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国王”(288页)。作者还认为，“大宪章”正式化了安茹王权与贵族之间复杂的关系...从那以后，这种普通的寡头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国王”(288页)。这些判断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大宪章历史原因的认识，但也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进一步思考和验证空间。

当然，正如黄艳红研究员所说，“因为作者提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一些可以接受和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同时在大陆和不列颠诸岛拥有家族产业的贵族家庭，在金雀花王国和卡佩王朝的最后冲突中采取了什么立场，作者的墨水太少了”(第x页)。除了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本书的另一个遗憾，那就是作者只提到了贵族和教会对“边缘”和王权的抵制。在金雀花帝国的统治下，我们不禁要问，市民和农民去哪儿了？作者将法国国王不像英国国王那样受到法院的制约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与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兰西宫廷相比，英格兰国王近臣中显赫贵族的比例确实很高。在腓力的宫廷中，小贵族和市民在帝国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93页）。但是金雀花帝国对应的人群为何没有得到启用？政治宣传对金雀花帝国的影响有多大？她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是否得到满足？如果没有，他们会怎么回应？最后，金雀花帝国的历史走向如何受到他们的回应的影响？

这本书可以说是法国中世纪“新政治史”的杰作。在浓缩和整合新政治史主要历史关怀的同时，也很好地完成了新政治史与年鉴史的有机结合。因此，黄艳红研究人员向国内读者介绍了这样一部厚重而深刻的作品，其意义可能不仅在于促进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这部作品中使用的各种方法、视角和历史资料，肯定对读者思考其他地区、国家和时期的政治史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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