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彬谈汉唐摩崖文字景观

2024-09-05

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主要关注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在艺术史研究中,他还参与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抄袭、中国服饰等材料,并讨论了徐冰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1987年至1997年,韩文彬任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艺术史教授,1997年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现为“思沃格俪中国艺术史讲座”荣休教授。它的代表作有《11世纪中国绘画与私生活:李公麟》〈山庄图〉》(1998年)和《铭石为景:初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2008年)。


2008年,韩文彬教授出版了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这本书是西方第一部以中国石雕为主题的研究性作品,获得2010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十多年来,这本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推崇,但是,虽然看到了零散的中文节译和缩译,却没有完整的翻译。正是这样,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这本书中文版的翻译,最终命名为《铭石为景:初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


《铭石为景:从早期到中国古代的摩崖文字》主张从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摩崖文字,详细讨论了汉朝到盛唐的四组摩崖案例——汉中石门石雕、山东郑道昭题雕、山东北朝雕经、泰山唐朝石雕,将摩崖列入秦至现代两千多年的书籍发展史,从而对中国文字景观进行综合探讨,兼顾艺术史特色和跨学科视野。在202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之后,译者从这本书的内容出发,对其进行了专访。


《铭石为景:初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美]韩文彬(Robert Harrist)2024年5月,王磊、霍司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艺术史研究在北美学术界有着深厚的基础,引人注目的部分包括秦代铜器和晚期绘画。你的早期研究侧重于宋代绘画,然后你是如何进入中国书法领域的?书法研究和你的其他艺术史学术兴趣有什么关系吗?


韩文彬:事实上,我最初的计划是成为一名研究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的专家,正是书法首先激励我成为一名中国艺术史学者。


20世纪80年代,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听到教授参加的研讨会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山水画上。当然,山水画里有很多文字。具体来说,我也对园林和园林中的地名感兴趣,并把它们作为我发表的初始文章的主题。这些兴趣的合理延伸似乎是研究真实景观中的文字。我一选择这个主题,就跑到山上。


你的导师方闻先生在中国绘画和书法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领了亚洲艺术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举办了“寓意于形式”(The Embodied Image)展览显示,你和方闻先生一起编辑了图片记录,你和展览一起写的介绍和文章都侧重于中国经典书法。你在什么机会关注中国的摩崖石刻?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年(1999年,约翰·艾略特收藏的中国书法,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韩文彬:有一个故事可以解释我刚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对中国摩崖石刻的了解有多少。


方闻教授开设了书法主题研讨会,并为所有学生安排了研究主题。那时,一个学生正准备研究《鹤铭》。第一节课结束后,我问一位师姐:“鹤铭是谁?”她善意地解释说,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石雕符文。大概是我第一次听说摩崖石刻,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那时候我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但是,除了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之外,当时关于摩崖这个主题的辅助学术资料并不多。虽然当时我对摩崖石刻还没有了解,但是我立刻被写在地球表面的想法所吸引。我想知道,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它和它所在的地方有什么关系。


原石镇江焦山《鹤铭》(薛磊拍摄)


我们了解到,在你写这本书之前,你多次来中国做摩崖石刻调查,考虑的结果以照片的形式体现在你作品的每一章。你能谈谈实地考察的经历如何具体影响你的艺术史写作吗?中国最难忘的考察记忆是什么?


韩文彬:1998年,我开始对这本书进行学术调查,于是我和妻子和儿子一起回到了中国,走向了刻有铭文的群山。我们参加了几次以中国和日本学者为主的调查组。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发现,只有在原始环境中观看符文,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在拓片的帮助下,石雕研究一般都是通过拓片来进行的,但是拓片并不能揭示文字与山水的关系。例如,一首关于瀑布的题诗可以作为拓片或印在书中的文字原本阅读;站在瀑布旁边读这首诗是完全不同的。你们要做的就是到山上去。符文周围的风景,经常可以在写作地点见证的壮观风景,甚至爬上陡峭的小路到达悬崖边缘的一些危险,都成了读摩崖文字的一部分。在天柱山寻找郑道昭题刻的那天,风很大,头上的帽子都戴不上。这个的确有点惊险,但是大风提高了阅读相关道教神仙畅游天空的情境感。


山东平度天柱山北魏摩崖布局图


中外学者联合考察山东莱州云峰山石雕


亲自参观现场真的很难替代摩崖与地点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参观了你在书中详细分析的山东摩崖案例。面对现场环境,我们有时似乎突然明白了符文刻制者的心情。


您的着作本名The Landscape of Words,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概念,可以翻译成“有文字的风景”或者“有文字的风景”。中文版名为《铭石为景》,意思是通过雕刻将岩石转化为景观,略有不同,因为我们考虑到原标题的含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只由文字组成的风景。一般来说,你会如何定义从中国早期到中国古代摩崖的“有文字的风景”?


韩文彬:事实上,与Landscape相比, of Words,我更喜欢书名“铭石为景”。我希望通过英文版的标题来传达这样一种观点:风景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们通过观察、思考、旅行和语言转换创造的东西。


对于本书来说,语言促进转换非常重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个人在中国都能看到的东西:上面标有“老人崖”或“鹦鹉岩”等名称的岩石。一旦你有了这些名字,你就不能再从普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石头了。你会不可抗拒地发现岩层和它们名字所暗示的内容是相似的。歌颂、祈祷、佛经和刻在风景中的诗歌等各种文字都会改变我们对它们的反应。与此同时,写作的地方也决定了我们如何回应文本的含义:当你爬上中国最神圣的山——泰山,看到唐玄宗伟大的符文时,你会确信这是一篇重要的文本。即使只写“王生来此”或“李生和张生来此喝酒诗”的符文,也会让那些古人的经历成为当今读者访问同一个地方的一部分。


唐代泰山铭泰山大观峰(译者拍摄)


很高兴你同意中文版的标题,其实这也是你的学生薛磊和我们一起讨论确定的。


中国古代的摩崖文字分布广泛,有很多数量或意义突出的例子。到了明清时期,摩崖雕刻甚至泛滥,就像人们在绘画中竞相标题或印刷一样。你在书中提到,泰山上密集同质化的游客标题曾经让张岱感到厌恶。


你为什么选择这四组材料作为书中的主要讨论目标?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哪些学者给了你最重要的帮助或启发?


韩文彬:我曾经想写一本更全面的关于中国各个时期的悬崖文字的书,但我很快意识到它超出了我当时能控制的范围。我选择了几种我认为从汉朝到唐朝最重要的初始符文。这些符文代表不同种类的文本,如颂歌、诗歌、地名、佛经、政令等。他们对后人仍然很有名。


说到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很高兴《铭石为景》更好地翻译了正版《序言》。希望读者先看那个序列,因为这是我在整本书里最珍惜的部分:我感谢很多帮助过我探索的人。


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受到学者和地方官员的特别照顾。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赖非先生,他对摩崖石刻的大量研究对我的探讨至关重要。在北京的时候,我听说过赖先生。我记得那是八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和妻子没有提前联系就来到了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想见他。他立刻表示愿意帮忙。他不仅带我们去看拓片,还带我们去看题刻。一天晚上,赖非夫妇为我们做了一顿美味的螃蟹大餐。在第一次参观之后,我仍然保留着他送给我的蒲扇。


在泰山考察期间,左起分别是杰西卡·罗森、雷德侯、赖非和韩文彬(受访者提供)


在山东,韩文彬参观了摩崖石刻(受访者提供)


你在作品中翻译了很多长符文,比如《石门颂》《石门铭》《纪泰山铭》等等。但是英文翻译的结果很难在中文版中体现出来,所以符文只能还原成原石雕的录音。众所周知,对于一些早期的摩崖文本来说,解读本身就是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更不用说翻译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和经验?


韩文彬:当我开始写这本书,面对仔细研究和翻译那些令人畏惧的古代文字时,我天真地认为,只要我总结它们的内容,描述它们的大致含义,我就可以继续讨论其他文化和艺术的话题。然后我意识到自己错了。为了翻译石雕文本,我必须努力理解每一个单词,搜索所有的典故,尽可能多地了解写铭文的人、提到符文的人以及第一次读铭文的人的历史背景和职业。最终,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我期望的两倍。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他们比我更熟悉中国的历史、宗教和文学,比我更精通古文。他们慷慨地检查了我的翻译和解释,纠正了许多错误。虽然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书中仍然有错误,希望读者能继续找到他们。


陕西汉中石门摩崖题刻群搬迁后


你在书中的第三章谈到了佛教范围内的文字崇拜——北朝人把石雕佛经当成神灵本身。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最初是一种外来文化。与文字相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较晚。你认为中国文字崇拜在中世纪有更深的文化根源吗?


韩文彬:是啊,确实如此。对文字的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悠久,促使一些重视汉字的佛教观念在中国得到应用。正如我在《铭石为景》第三章中试图展示的那样,书写的佛经是崇拜目标,具有与图像或遗物相同的地位。刻在泰山上的《金刚经》提到,佛经出现的地方,佛祖本尊也就在那里。在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之前,佛教中的许多概念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庄子可能是例外)。它不仅启发了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等巨像,还催生了泰山、铁山等山东地区的巨型佛教经典。


泰山经石峪北朝摩崖《金刚经》(译者拍摄)


在这本书里,你继承了西方汉学的传统,也运用了很多朋友和邻居的理论。例如,在讨论指向特殊地方的汉代符文时,你借用了语言符号学中的概念。同时,你的讨论也有鲜明的艺术史特征。书中既有关注书法风格的微观视角,也有强调和反思石雕的整体视觉。你如何看待这三者的结合?


韩文彬:在做艺术史研究(包括摩崖石刻研究)的时候,我试图让我找到最有效的理解和解读方法,而不是从任何预设的方法或理论入手,而是跟随我想要理解的艺术。对《铭石为景》来说,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实地考察——到现场观察和拍摄符文,站在作者和原始读者站立的地方。即使触摸石头表面,也会向我传达文本与环境融合的信息。


另外,毫无疑问,基础汉学研究占据了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像试图解读铭文的含义并准确地翻译它们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中,我还必须掌握书法风格的历史,这是方闻教授非常重视的。与此同时,我也依靠专注于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学的专家的研究,以及许多可以称之为世界各地景观文化的作品。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1977年)和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1996年)是后一类学术研究的杰出例子。


据你的学生薛磊说,虽然你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但你经常提醒学生关注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你还讨论了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现代艺术。你认为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有什么关系?


韩文彬:我一直告诉学生,无论他们的具体专业领域是什么,他们都需要关注现代艺术,因为无论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时代的艺术都会影响每个人对过去艺术的理解。例如,许多研究中国绘画的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对元明时期文人绘画的兴趣开始上升,因为现阶段的文人绘画脱离了宋代绘画的现实主义,而当时的抽象主义正在主导着欧洲和美国的现代艺术。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看现代艺术,偶尔写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因为它鼓励我提出新的想法和解释。中国艺术家徐冰是我非常钦佩和讨论过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的关系的艺术家之一。实际上,几十年来,他创作的作品一般都是由于他对过去美学的深刻理解。例如,如果不考虑整个中国书作史,就无法理解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天书》的含义。


《天书》(1987-1991年)是艺术家徐冰的装置作品


近年来,中国古代石雕研究在中国非常受欢迎。除了对文本的历史诠释和书法风格的分析,越来越多的物质或宏观的视觉讨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铭石为景》翻译之前,许多中国年轻学者已经关注了你的书,并从中受到了启发。


就在中文版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对未来研究中国摩崖艺术的学者们说些什么?


韩文彬:恐怕除此之外,我真的没有更好的建议:去山里继续搜寻和观看!


经过这么多年的艺术史课程教学,我意识到真正看到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多难,无论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法,还是画布上的油画。就在最近,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些我以为很熟悉的名画。然而,看着这些极其清晰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画中有那么多我从未真正注意到的东西。艺术研究的主要考验是反复仔细观察研究对象的绝对重要性,当然,这也是最大的乐趣。


在杭州的一次讲座上,韩文彬讨论了中国的摩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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