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制造业、互联网、消费、创业处在必须自主创新的节点

2019年12月30日，36氪受邀参加吴晓波年终秀。在迈入2020年之际，他梳理和总结了过往一年在制造业、互联网领域、国民消费、创业创新几个领域的情况，同时也展望和预见明年的趋势和可能性。以下为吴晓波跨年秀上半场的演讲内容：

2019年快过去了，大家过得好不好？

有的人豪情万丈，有的人强颜欢笑，其实2019年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最关键的那个字是“过”。写作《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曾讲过一段话：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2019年，你过得好不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问自己2019年有没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一件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回想起来仍然能够微笑并怀念的事情。留在记忆里的那个人或者场景，就是2019年对我们真正的意义。

今年，我做了一个节目叫《地标70年》，在中国找12个地标，我要用脚重新走一遍。

最北，我到了北大荒，最南到了深圳、东莞，最西到了宜宾、西安。我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时空中，观察这个地标在过去10年、40年、70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今天我们希望来到海边重拾信心，我不是经济学家，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产业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些看法。我向大家承诺，我讲的每一个关于产业的案例都是我用脚走出来的，我去工厂、下车间、进实验室，用脚、用笔、用手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对未来的看法。

今年中国的经济扑朔迷离。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宏观波动周期，是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描述了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长波段经济规律。

他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式启动时，会进入一个狂飙的成长时期，然后进入焦灼期，最后会进入挣扎的浪底阶段，这个周期长达60年，我们处于哪个年份、哪个阶段，决定了我们跟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财富及产业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经济发展起点，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假设1978年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北京饭店当营业员，另外一个在美国随便一家餐厅端盘子，她们工作一年的收入相差58倍。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么多姑娘，死活也要嫁给一个美国人、一个欧洲人，要出国去端盘子。因为在那里，你端1年的盘子，相当于在国内工作58年。

而此后，我们进入了经济狂飙时期，经历了二战以来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最长波段的经济发展期。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激荡三十年》。在奥运会的满天烟花中，我们看到了大国崛起。也是在那一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中国经济从此逐步进入到“新常态”。

今天，中国经济在这个节点上，进入到一个反弹期，2019年最大的悬念是这条曲线可以延续多少年，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认真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用30秒的时间，和大家回顾刚刚过去的奇迹般的中国崛起历程。

1978年，中国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此后，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攀登者飞速蹿升。你们看这张图的时候心跳有没有稍微快一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努力组成了这张图上那些数据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给这个时代，给这个国家一点掌声？

30秒很短，我们是用41年慢慢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不妨再做一些有趣的比较，1978年到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蓝领工人相比，美国蓝领工人的年薪增长了多少倍？3倍。中国呢？一个中国蓝领工人41年里年薪增长了150倍。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买房子，这个爱好最近已经改了。1998年，中国开启城市化运动和商品房改革，如果你有1000万，同时在纽约和上海买套房子，那么到2019年它们的投资效率比怎么样？纽约的房子涨了2.4倍，上海的房子涨了14.2倍。

朋友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国家经济发展给每个人的机遇，无论对于一个蓝领工人还是一个喜欢买房子的人，都是巨大的红利。

《纽约时报》经常评选年度流行词，2009年的一个年度流行词是“Chimerica”——中美国。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美国和中国作为两大经济体出现在同一个英语单词里。一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做研究，他是美国人费正清，他的婚礼就在北平的四合院里举办。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中国通”，194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

我们发现在他眼里，中国好像是在黄河中逆向行驶的一艘船，而且是一艘木船，而美国是太平洋上的一艘军舰，所以中国和美国，是一组反差非常大的对照体。

但是到了半个世纪以后，Chimerica在《纽约时报》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发明这个词的是英国人尼尔·弗格森，他曾经五次来到中国，游历了北京、上海、深圳、西安，还去过一个地方——延安。2010年，他写下了这句话：

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这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观察，我们仅仅看到了30年、50年，看到了产业经济，但一个历史学家是按500年的尺度，来描写我们刚才看到的过程。

2018年，中美 贸易摩擦发生的时候，我重新翻出尼尔·弗格森当年写的这本书，发觉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2009年《纽约时报》把“Chimerica”当作年度流行词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中美之间从经济、文化到意识形态都将发生改变。

我们所处的时期，对中国而言是41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70年的崛起复兴，对中国而言是100年的现代化发展史。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历史学家若从一个更久远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段长达500年的中西方对峙。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在历史时空来看的话，我们是处在一段特别宏大的历史阶段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走过的12个地方都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注脚。今年也是我人生中出差最多的一年，共计89次。这些经历让我希望用第一线的视野，用所看到的景象来描述2019年。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去了东莞的厚街，这个地方以两个产业驰名。其一是做鞋，厚街生产了中国25%的高端女鞋，占到全世界10%的高端女鞋生产份额。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参观厚街一家制鞋工厂，有5万工人；这次故地重游，只剩2千人。

我遇到一个江西小伙子，他20多年前到广东时一无所有，经过自己的奋斗，买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专门为厚街服装、女鞋工厂做配套。他自认为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厚街人，带我去厚街的小店里吃当地的濑粉。

一边吃，他一边问我：吴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去越南？我所配套的工厂都去越南了。

2017年-2019年，中国的服装行业减产了200亿件服装，平均为每个地球人少做了三件衣服。是我们这几年不穿衣服了吗？还是买的衣服变少？

不是，只是这个产业和我在厚街看到女鞋厂一样飘走了，当年怎么飘来，现在又怎么飘走。它飘去了那些土地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税收更优惠的国家，那些允许任意破坏环境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这四大成本优势都已经丧失。

在今年雇一个纺织工人，意大利的老板需要花16.8万元，中国的老板要花费将近10万元，但在柬埔寨的老板，可以用同等价格雇佣3个人，在越南可以雇3.5个人，在缅甸可以雇6个人。

如果你的工厂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朋友们，你的迁移并不是在2019年发生。其实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在华南地区就可以看到这些产业腾笼换鸟、慢慢迁移的过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并不是在今天才发生，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在未来5到10年内还会持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