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1000万！2020年，远比我们预料的艰辛……

作者：刘晓博

来源：刘晓博说财经

6月28日一大早，就传来两个重要消息：

一、据worldometer网站最新统计数据，北京时间6月28日2时12分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000万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49万例。全球新冠肺炎病例从100万暴增到1000万，只用了短短86天。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报告了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最高纪录。目前，美国至少11个州宣布暂停或推迟重启计划。

仅昨天一天，美国就新增病例40685例，巴西新增病例33613例，印度新增病例19885例。仅这3个国家的累计病例，就达到了440多万例。

二、昨天（6月27日）深夜，隶属于雄安新区的安新县发布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县范围内采取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其中包括：

1、即日起各村、小区、楼院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非本村（小区、楼院）的外来人员、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居民无特殊情况，尽量减少外出。每户家庭每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凭出入证出门采购生活物资1次。

2、加强进出车辆管理。非本村、小区、楼院的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小区。

3、广大居民要互相监督，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对不服从管理、拒不听从工作人员劝阻、强行出行、聚众闹事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这两条新闻告诉我们：

第一，疫情的第二波已经到来，在美国、巴西和印度有全面失控的迹象。在中国，疫情在局部也出现了第二波，稍有掉以轻心就可能出现反弹。

第二，疫情第二波让全球经济复苏、国际交往的恢复遥遥无期。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格局正面临着“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三，由于中美战略博弈和西方国家普遍甩锅，中国将长期处于“风暴眼”之中。

春节之前，在即将迎来2020年这个庚子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专栏里回顾过1840年、1900年、1960年这三个庚子年。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在这一年里，中国和当时最大的发达国家英国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英国试图打开中国市场，逼迫中国参与英国主导的全球化。诱因，则是英国为了维护其不道德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

战争的结局，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巨额赔偿等等。

190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二个庚子年。这一年，中国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开战，最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首都被攻陷、占领。代价是更为沉重的经济赔偿和更为屈辱的政治代价。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赔偿的细节，除了那个4.5亿中国人“1人1两白银”，加上利息9.8亿两白银的总数。

根据《辛丑条约》第六款，清政府要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各国的分配比率以出兵最多的俄国最多，达28.97%。此外，德国20.02%、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5.91%、比利时1.89%，其余都不足1%。

1960年，是中国近现代第三个庚子年，也是进入现代的第一个庚子年。这一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期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吃不饱饭。

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新生儿的数量。1955年到1957年，中国每年新生儿为2000万左右。但到了1959年到1961年，分别下降到了1635万、1402万和949万人。

直到 1962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才显著反弹到2451万人，1963年则创纪录地达到2934万人（2019年只有1400万人）。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单位里1963年出生的领导干部非常多，原因就在于此。

1963年出生的人命运的确非常好，他们又赶上了恢复高考，基本上没有耽误青春。这就是历史偶然性，对一代人的巨大影响。

对于民间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来中央决议是这样表述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每当庚子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

1840年是这样，1900年是这样，1960年也是如此。表面上看1960年没有跟外部世界激烈冲突，但那时我们跟美苏两个阵营都决裂了，国际关系对内政产生了刺激作用。

时间来到2020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四个庚子年。同样在这个时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1840年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英国，为了把中国拉入全球化体系，而发动了鸦片战争。

而到了现在，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连同欧洲一起，在全球化问题上“违约”。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规则对中国有利，不改变规则他们竞争不过中国了。

但这些规则，恰恰是在他们主导下产生的。产生这些规则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会有世界大战？因为大家都希望在贸易上占别人的便宜。谈不拢，就动手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爆发的。所以，一旦没有了贸易协议，进入相互乱加关税的时候，距离战争就近了。

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二战以来产生的秩序，是美国主导的。但现在，美国对这些秩序都不满意了，并指责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是“修正主义”。

其实说穿了，是美国对各种国际组织里“一国一票的制度”，深感不满。因为一国一票，美国无法左右世界。

也就是说，美国要求更多的特权。

美国希望重组世界秩序的背后，是民粹主义的崛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就是标志。民粹主义的意思是：西方中下阶层认为，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吃亏了，被自己国家的精英阶层，以及中国等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占了便宜。

所以要抛弃精英政治，要逆全球化。

疫情的爆发，全面加剧了这种情绪。疫情的第二波，将进一步强化、激化这种情绪。在疫情打击下，饭碗更加脆弱，蛋糕更加稀少，存量争夺是最惨烈的，因为不可能有增量。

美国的佛洛依德事件之所以闹这么久，波及面这么广，背后就是这种情绪。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精英每天都在指责中国。好像不指责中国，他们就活不下去一样。

有人说这是因为大选，打中国牌可以赢得选票。但为什么打中国牌就可以赢得选票？

大选之后的美国，恐怕还是“一天都离不开中国”，会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并挑动诸如印度、澳大利亚，甚至越南、菲律宾等一批国家，来滋扰中国。

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

未来，可能是持续10年以上的全面逆全球化，以及持续数十年的中美战略博弈。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高层，做出了未来经济将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最新判断，并开始鼓励出口产品转内销。

在这个巨大变局里，东莞、苏州、深圳、厦门、上海、珠海等一批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城市，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见下面表格）。

相比之下，对国内市场依赖度比较高的重庆、成都、杭州、广州，则可能有更稳定的表现。

当出口商品转内销的时候，可能对传统“内销型城市”产生压力，到时候就要看产品竞争力谁更强了。

但诡异的是：受国际局势负面影响最大的城市，房价反而没有跌，而是反过来——更容易涨。

比如东莞和深圳是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城市，但房价今年是领涨的；而苏州则在去年就大涨了一波。大连最近几年经济一直不好，楼市反而一直比较活跃。

这里面的逻辑是：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时候，楼市反而容易放松（比如大湾区是去年放松动作最多的地区）。这也是国际局势变化对国内经济的重要影响。

总之，2020年远比我们预料的艰辛。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如果美国、巴西、印度这些经济或者人口大国都彻底趴下，其影响可想而知。

由此带动的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也可想而知。最近中印边境的冲突，就有中美博弈的影子，以及印度抗疫不力、经济改革失败的内在原因（需要转移视线）。

未来，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可能发生新的、较大的变化。到那时，放水可能是唯一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