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年轻人，真的过得更好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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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年轻人中弥散的低迷情绪、松弛下来的生活态度，慢慢成了全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躺平”“内卷”“精神内耗”这些词，不只是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自我调侃，还常常引来长辈的困惑与批评。

明明现在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太多，能拿到的教育资源也远超从前，按说年轻人的选择更多、处境更好，为什么反而看起来没了向上冲的生命力？

这种认知上的落差，其实就是两代人因为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当下处境不同，产生的情感与认知鸿沟。

《富足一代》这本书，正是想要拆解代际之间的这种张力。作者伊险峰和杨樱，把1995到2005年出生、成长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定义为“富足一代”。

这代人成长在中国经济腾飞、家庭资源集中倾斜的时代，表面上拥有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却同时要承受竞争内卷、长辈高期待、找不到人生意义等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压力。这本书不仅细致呈现了这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真实处境，也撕开了代际冲突背后复杂多元的本来面貌。

此前，我们邀请两位作者录制了一期播客，在节目里他们分享了对当下年轻人处境的观察，也聊了两代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该如何理解。

以下是这次播客的内容整理。

本期内容摘自播客“naive理想国”第18期

01

“富足一代”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

理想的编辑部：首先请两位聊聊，这本书是怎么开始筹备的，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杨樱：我和伊险峰老师之前都是做媒体出身，还一起创办了《好奇心日报》。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专题，题目叫“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移动互联网也发展到了高峰，外卖上门、点对点配送这类服务把各种线上线下需求都激活了，市场上出现了一大堆新产品来满足这些新需求。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面向年轻人的消费品牌和产品需求被深度挖掘出来了。这也让我们产生了好奇：当年轻人的物质需求被这么细致地揣摩和满足之后，他们精神层面看待世界的方式会是什么样？

“富足一代”这个书名其实是临出版才确定的。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就是想要好好了解1995到2005年出生的这代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2020到2021年我们做采访的时候，这群人要么刚高中毕业，要么正处在升学的关键阶段，但已经能够清晰成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刚好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里，抓住机会最多、积累资源最快、人生经历变动最剧烈的一代人。我们觉得，把这两代人的关系作为观察切口，一定会很有意思。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会把这代人叫做“富足一代”呢？这本书出来之后，我问了不少00后朋友，他们都说完全不觉得自己富足。

伊险峰：其实这恰恰是代际冲突的一部分呀，每个人对财富、对富足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我们最开始是从“获得机会”这个角度来定义的。站在父辈的角度，回到最初那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这里说的“社会”其实默认的主语就是成年人、就是父辈，在他们看来，社会已经给年轻人准备了充足的选项：可以留在国内读书，也可以出国深造；可以读公立学校，也有配套的补课服务。父辈觉得自己已经给孩子攒下了足够好的选择空间。

但放在年轻人的视角里，这些东西根本不是需要自己拼命奋斗才拿到的，而是本来就该有的。往前倒四五十年，可能一家五口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甚至能决定一个人能做什么事。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真到了想要出国那一步，父母总会想办法解决，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天大的难事。

我们说的“富足”，就是建立在这个大背景上，是安全感和可及的机会共同带来的感受。当然了，比如在中部二线城市，新华书店店员月薪大概四千，小学老师月薪五六千，一个家庭月总收入一万块，还要养两个孩子，日子确实不宽裕。但对家里的孩子来说，这些资源限制并不会成为他追求机会的阻碍。说他有钱吗？按收入数字算当然不算，但从对未来的想象、能抓住的机会来看，他确实拥有父辈年轻时没有的富足。

理想的编辑部：年轻人确实是生长在物质更富足的环境里，起点比父辈高很多，但现实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对未来感到悲观。对他们来说，“富足”更像是一个不断从高处往下掉的过程；而父辈那代人虽然起点低，但整个人生轨迹都是向上走的，不管是野蛮生长还是自己摸爬滚打，总归是在前进。

杨樱：如果看经济增长率的话，现在肯定没办法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水平了，毕竟过去几十年那种增长速度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这种高速增长养出了“红利一代”，大概就是1963到1975年出生的那批人，他们抓住了买房升值、职场升迁、从小城市闯到大城市、实现阶层跨越的各种机会。

而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说的“富足一代”，年轻人的沮丧和悲观，其实来自于：父辈当年轻松拿到的那些东西，他们已经没机会再拿到了。那这代年轻人的人生意义，该放在哪里呢？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我们就想探讨，“富足一代”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不管哪一代人都想过幸福的日子，只是大家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而已。

父辈对幸福的定义大多偏向物质，比如以前住农村用旱厕，现在住进城市商品房，这种物质条件的改善就是幸福感的来源。但下一代从出生起就已经拥有这些了，起点已经摆在这了，他们的幸福感又该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富足一代”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

理想的编辑部：当过去“靠物质财富增长实现自我价值”这套旧说法不管用了之后，你们觉得“富足一代”有没有找到新的方向，来安放自我价值、人生意义这些问题？

伊险峰：我觉得不用着急，可以再等等，现在这群孩子还在摸索自己擅长什么，现在就让他们给人生、给世界下定义，太早了。我更关心另一个问题：1963到1975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刚好陪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走过来，人口基数大，也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如果这代人一直牢牢握着社会资源和话语权，那后面的80后、90后、00后，想要拿到同样的机会、获得表达空间，难度肯定会大很多。

理想的编辑部：其实现在年轻人缺少话语权不只是体现在公共表达上，比如同样是25到30岁刚入职场的阶段，现在年轻人长期留在基层已经成了普遍趋势。大家的工作年限整体拉长了，留给年轻人的中高层岗位反而越来越少。

杨樱：不少传统行业确实是这样。比如我们采访过一个律所的人，他说自己当年刚入行的时候，只要有前辈离职，他很快就能升合伙人；但现在刚进律所的年轻律师，可能要熬很多年，甚至到最后都当不上合伙人。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日本早就这样了，所有社会发展成熟之后，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当外界没多少可以改变的空间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把更多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在自我内部找到自洽。这很有可能会催生一套新的评价体系，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到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发生了。这个转变就是“富足一代”以及更年轻世代的底色，和上一代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了。

02

直接和社会“硬碰硬”的新一代

理想的编辑部：和上一代比起来，“富足一代”成长过程里，个人和社会之间少了很多缓冲和中介。比如公共表达上，过去传统媒体影响力大，本来可以充当桥梁；私人生活里，过去不管是家庭还是其他社群联结都很稳固，能起到缓冲作用。但现在，个人直接和社会面对面，变成了“硬碰硬”的状态，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伊险峰：想要找到同好、加入群体，是不管哪个时代都有的普遍需求。但现在社会原子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种各样的传统共同体都在慢慢消解。这种消解会带来多大影响，现在还不好说，但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果，就是“身份政治”的兴起。

就像美国进步主义运动里围绕性别、种族、性取向这些议题出现的情况一样，现在身份划分越来越细，慢慢形成了一批有共同身份认同的小群体。这些群体在表达观点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立场极化，在具体表达和行动上，也更偏向选择看起来更直接、甚至有点激进的方式。

杨樱：说到“极化”，我觉得大部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其实不会主动去说极端的话。真正天天在网上发言、立场特别鲜明的，终究只是少数。对更多普通年轻人来说，见过有人因为说错话、站错队被网暴，只会觉得不安甚至恐惧。这种经历会让他们清清楚楚意识到，极端言论确实会带来伤害，这种意识也会慢慢让年轻人在现实人际交往里变得更谨慎。

而且这种谨慎已经从线上蔓延到线下了。放在过去，谈恋爱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大不了试一试，哪怕被骗受伤也认了。但现在互联网不一样，你看别人分享的情感经验，很少有人出来说自己成功的经历，失败的案例铺天盖地，大多是讲自己遇到了怎样的压迫、有多惨痛，提醒大家一定要避雷。

大家为了不受伤，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自觉就开启了防御模式，毕竟生活已经够累了，不想再出什么意外。从各种网络热词，再到层出不穷的亲密关系社交软件都能看出来，现在年轻人确实把人际关系看成一种负担，他们比上一辈更想要控制交往的成本。

理想的编辑部：在你们看来，两代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共识，可以作为沟通的基础？

杨樱：我觉得大部分人骨子里还是带着优绩主义的底色，不管是父辈还是年轻人，这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有些年轻人嘴上会说自己很反叛，比如我家有个侄女，她会跟父母说“我以后才不想当什么CEO，也不想抢什么大官”，但转头她缺钱买东西的时候，又会怪父母：“你们凭什么不给我钱？买不起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

这句话背后其实就是默认：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不会过得差，如果日子不好过，肯定就是自己不够努力。这是太典型的优绩主义思维了。

年轻人把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都归结成了个人努力的结果，但同时又放弃了上一代设定好的那些目标，比如一定要坐到什么位置、爬到哪个阶层。这两种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其实同时落在了年轻一代身上。

伊险峰：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也会像父辈一样，慢慢变得越来越犬儒，也就是过分追求功利，对一些真正的价值视而不见。

理想的编辑部：听你们这么说，还挺悲观的？

伊险峰：我倒没那么悲观，我们所有判断都得放在时间里看，毕竟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知道三十年后社会的价值标准会变成什么样。

杨樱：我们这本书其实只是开启了一个观察，远没到下结论的时候。对更年轻的世代来说，未来的变化比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还要复杂得多。

采写/寇大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