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落地五年：隐形教培市场的悄然扩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罗茜

2021年，以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校内课业压力为目标的“双减”政策正式出台，至今落地已有五年时间。尽管政策层面不断释放“严管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的信号，但实际行业生态比政策文本的规划要复杂得多。

笔者在2026年初前往中部某县城开展实地调研时发现，当地教培行业呈现出一种十分特别的“衰而不竭”状态：表面上看，合规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从2021年的33家大幅缩减到只剩6家，可一个完全脱离监管视线的隐形市场，却在不断偷偷扩张。

一、公开市场：一边逐步规范，一边持续萎缩

这个县城的户籍总人口不到40万，常住人口仅有20万左右，其中一半人口都聚集在县城区域，当地近七成学龄儿童也都在县城上学。人口和生源集中在县城的特点，也让当地教培机构几乎全部开办在县城范围内。

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当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双减”前的33家减少到现在的6家，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也从原来的40多家降到了30家。数据的明显变化，直接体现出“双减”政策对教培行业的调整力度。

资料图：新华社

在政策落地执行层面，当地采用了四个维度的管理手段：

第一是规范办学硬件要求，机构场地必须符合标准，消防安全更是硬性审核条件，大量机构因为不符合办学条件、整改无法达标，最终没能拿到办学许可。

第二是规范收费规则与缴费流程，要求培训机构收费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遏制低价倾销等恶性竞争，也避免机构卷款跑路引发社会问题。当地政府原本计划依托官方App引导家长线上购课缴费，保障资金安全，但线下机构常常通过各种优惠活动引导家长直接转账付款，这项规定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第三是明确校外培训的上课时间限制：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上课时间不能超过工作日晚上8点，非学科类培训只能安排在周末进行。

第四是对执教人员提出资质要求，所有授课老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而且要求每年审核一次，需要老师自行到派出所开具证明后上传到官方平台。

以当地经营多年的老牌培训机构S机构为例，这家机构2009年就在县城落地，已经先后换了三次办学场地，最近一次换址就是为了满足教育局教培股的合规要求。换址后，机构场地面积更大，消防通道等设施也完全符合规范，教学环境更明亮，但随之而来的是租金成本大幅上涨，新场地的地理位置也相对偏僻。机构管理者在接受调研时坦言，规范化管理直接推高了机构的运营成本，尤其是房租和水电开销上涨幅度非常明显，只有像自己这样经营时间久、在当地积累了口碑的机构才能扛得住压力。

当然，公开教培市场的萎缩并不能全归因于政策调整，疫情后整体经济环境变化、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也让不少家庭缩减了教培开支，这也是市场萎缩的重要原因。

不过，公开市场的规范化并不等于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当地教培股的工作人员坦言，目前减负工作仍然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难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2024年底，头部教培机构学而思就因为违规办学被重罚，百万违规学费被没收，这个案例也说明，哪怕是行业头部机构，也一直在不断试探政策的边界。

二、隐形市场：监管缝隙里的暗流涌动

在政策的监管压力下，教培市场纷纷做出调整，原有机构主要朝着四个方向转型：

第一是从学科类培训转向非学科类培训，这类机构在当地一共有十家，转轨后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第二是投入成本升级合规条件，继续留在公开市场经营；

第三是无法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最终彻底退出教培行业，这也是当地大部分机构的结局——因为场地不达标就无法续期办学许可，而且2021年之后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资质；

第四就是转入地下，变成没人监管的隐形市场。

这个藏在监管缝隙里的隐形市场，目前已经发展出了好几种典型的形态：

第一种就是AI自习室、课后托管这类披着新业态外衣的违规培训，这也是现在当地监管部门最头疼的一类违规主体。

这类机构都打着“自习托管”“AI辅助学习”的旗号，实际偷偷开展学科类培训辅导。目前教育局对这类业态没有明确的执法权限，而市场监管部门只要机构符合营业执照办理条件就会发证，导致这些机构处于“有营业执照、无办学资质”的灰色地带。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新业态正在全国快速扩张：据媒体报道，全国AI自习室的数量已经从2023年的1320家，暴增至2024年8月的2.8万家，并且正在从一二线城市快速下沉到三四线县城。

AI自习室模式看起来只是提供智能硬件和学习软件，但本质上依然属于学科类教培，执教人员同样需要符合教育资质要求，也理应接受监管。可不少托管机构都不配合监管，坚称自己归市场监管部门管理，和教育局没关系，让监管人员十分无奈。

第二种是私人上门家教或者住家补课。

部分在职教师违规开展有偿补课或者托管，这类行为隐蔽性非常强，大多是“一对一”或者三五个人的小班教学，很难被查到。目前当地的应对方式是要求所有在职教师都签订“双减”合规承诺书，但很难从根本上杜绝这类行为。

第三种是机构直接“隐身”，转入地下变成无资质黑机构。

当地教培股工作人员介绍，之前教培机构都会做醒目的大招牌打广告，现在这些黑机构几乎都不挂外部招牌，很难被识别，而且选址都非常隐蔽，大多藏在居民住宅楼里，给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在访谈中，工作人员提到了一次排查经历：工作人员曾经在居民小区蹲点排查，原本打算靠背书包进出的孩子找线索，结果家长早就教过孩子应对检查，孩子都称自己只是回亲戚家，不是去补课，而且居民楼里本来就常有孩子背书包出入，根本没法分辨。有时候接到群众举报上门排查，工作人员没有强制破门的执法权，只能敲门，违规机构的人员早就从后门溜走了，根本抓不到现行。

这些黑机构为了躲避检查，甚至会选在废弃楼房这类危险场地补课，消防安全完全没有保障，隐患极大。当地教育部门也试过开展网格化拉网排查，但最终收效甚微。

更棘手的是跨部门联合执法的效果不理想，公安部门对于查到的违规补习机构很少直接采取查封措施，导致监管链条在执行环节就断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催生了这个“看不见的市场”——它藏得更深、秩序更乱，却实实在在地在县城里存在着。

三、需求刚性：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核心原因

供给端的教培市场为什么会在政策高压下依然“衰而不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刚需一直存在。

教育竞争已经把绝大多数家长卷入其中，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哪怕家长不对孩子“望子成龙”，也大多希望孩子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在当下这就要求孩子拿到足够高的学历、至少能考上大学。尤其是从乡镇进城读书的家庭，本身就对教育改变命运抱有更强的期待。面对中考五五分流的政策，家长群体的焦虑情绪十分普遍，这就是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一直存在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初中阶段，家长对校外辅导的需求格外强烈。

除了学科培优补差的需求，还有不少家长有课后托管、素质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当家长认为孩子不适合走学术升学路线时，会把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这些需求目前的学校教育还没法完全满足。调研访谈中就有家长提到，自己孩子已经上小学快三年了，居然从来没上过一节音乐课，让她非常意外。家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有市场来承接，这就是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根源。

不难发现，非学科类培训尤其是体能类培训，刚好能满足家长这类需求，因此当地不少家长给孩子报班时，都会给孩子报一门体能类课程。很多家长也希望通过这类课程帮助孩子培养社交能力、找到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质，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项特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双减”之后非学科类培训依然能保持活力。

学生们在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参加乒乓球培训。资料图：新华社

四、监管困境：政策目标和落地现实的差距

从政策设计的角度看，“双减”政策的目标非常清晰：第一是给教育竞争降温，避免教育行业被资本过度裹挟，避免教培开支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第二是规范教培市场秩序，保障家长的资金安全和学员的人身安全，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是减轻孩子的学业压力，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但对基层教育管理部门来说，推进教培监管的动力主要来自保障社会稳定和上级考核要求，而且当地负责教培监管的科室一共只有3名工作人员，其中1人还是从其他部门借调过来的，人手严重不足，导致监管只能以被动应对为主，主要依靠家长举报发现问题，主动明察暗访的排查非常有限。

更深层的问题出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如教育局和市场监管局的权责衔接不畅，新型违规教培机构就利用政策漏洞躲避监管，各种隐身手段层出不穷。这些监管真空地带，就是隐形教培市场能够存活的空间。

五、深层追问：整治培训机构就等于实现教育减负吗？

理清“双减”和疫情影响下教培市场的变化之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就真的能实现教育减负吗？

教育减负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二是减轻家庭的校外培训经济负担。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负担，尤其是对那些被迫跟风报班的家庭来说效果更明显。但对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一点，却不一定能实现——只要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学生的课业压力只会换一种形式出现，不会凭空消失。

在当前的教师职称晋升体系下，学校老师的考核依然和学生成绩深度绑定，这就导致老师必须狠抓成绩，用“题海战术”挤压学生的课余时间。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有限、不少家庭辅导能力不足的县城，学校老师作为教育的核心力量，对成绩的重视程度只会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学生的课业负担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校内，只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当然，和无序的校外培训比起来，校内的竞争更有秩序、也更容易管控，校外培训本身确实需要严格规范管理。但问题的核心是家长的真实需求一直存在，需求存在就必然会催生供给。当下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怎么让这些供给变得更规范、更安全、更合理，避免高压监管下隐形市场不断做大，滋生更多更大的安全隐患。

值得欣喜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回应这些深层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这说明减负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堵”校外培训，而是要和提升校内教育质量结合起来推进。2025年多个地方探索中考改革，弱化“一考定终身”的分流压力，也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教培市场向隐形市场转移，其实折射出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层困境。只有从根源上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双减”才能真正实现最初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