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马记｜从阳陵马俑看文景之治的安宁与生机

马年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携手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启程，奔赴天山脚下、长安城外、中原腹地、齐鲁海滨等地，探寻中国文物与艺术里的马形象，感受那份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与澎湃精神。本期我们走进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内 顾维华 图

前往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前一日刚下过雪，咸阳原上一片银白，残雪未消，踩上去窸窣作响，带着清冽的寒意。这座巨大的遗址公园，留存着两千多年前汉代“文景之治”的余韵——阳陵出土的陶马、木马，或静静矗立，或躺卧土中，没有奔腾的姿态，也无嘶鸣的神情，以质朴之态见证着文景之治的安宁与从容。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拉开汉初治世序幕。到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时期，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史称“文景之治”。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十六年，性情沉稳内敛，不事张扬，继位后平定七国之乱，延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废除苛法，厉行节俭，让西汉国力稳步提升，为汉武帝时期的扩张奠定了基础。阳陵便是这位治世君主的归葬之地。

阳陵马俑的中原本色

阳陵陪葬坑中的马俑已发掘约数百件，散见于各个俑坑。博物院陈列厅展出的东区九号陪葬坑一号外藏坑的马群，排列有序、疏密得当，有趣的是，马群后跟着猪牛羊狗，再往后是坛坛罐罐等器物——这些领头的马显然是家常所用，温驯质朴、性情和善，且全是汉地本土马种的模样，尺寸不大，身高约四五十厘米，体长约五六十厘米。它们躯干粗壮，四肢短劲，头部方正，眼窝深陷却不锐利，多呈直立状，神情沉稳内敛。与阳陵其他区域出土的马俑相比，这一群塑形更规整，肌肉线条勾勒得恰到好处。

东区九号陪葬坑一号外藏坑的马俑

东区九号陪葬坑一号外藏坑，马俑后面的狗猪俑

这些马或静立平视，或微微低头，姿态平和，让人能感受到文景之治时“与民休息”的国策。

阳陵马俑

阳陵马俑最显著的特点是纯粹的“中原化”，与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出现的马截然不同——没有后者的高大修长，也无奔放姿态。这类马耐粗饲、善负重、性情温顺，多用于农耕、运输和日常骑乘，是汉初社会最常见的伙伴。

秦末战乱后，中原一片疮痍。《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既揭示了汉初物质匮乏的窘境，更反映出作为战略资源的马匹极度稀缺。面对北方匈奴骑兵的威胁，重建马政、蓄养马力成为汉初统治者巩固边防、休养生息的核心国策之一。

汉初至文景时期，马政核心在于制度奠基与鼓励蓄养，政策呈现“对内宽松、对外严防”的特点。汉景帝时，在“秦边郡牧马苑”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始造苑马以广用”，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设置“六牧师苑令”，下辖三十六所马苑，征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这些庞大的国家牧场为日后储备了大量军马，构成汉代马政的基石。

古籍中的汉景帝像

其次，为快速增加马匹总量，汉廷大力推行民间养马激励政策，其中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议实施的“马复令”最为关键。该法令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即民间养马一匹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或赋税，这在当时是极优厚的激励。此外，汉初征收“算赋”（成年人每年120钱），明确用于“治库兵车马”。这些政策极大激发了民间养马热情，到文景时期，社会已出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

阳陵马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既体现汉初养马业的初步恢复，也是“重农抑商、与民休息”国策的生动展现。阳陵马俑艺术风格质朴写实，不事雕琢，工匠不刻意刻画肌肉线条，却用陶土塑形表现马匹静立的沉稳体态；不精细描摹面部神情，却借眼窝深浅、嘴角弧度传递温和内敛的气质。

阳陵陪葬坑的木马遗迹

阳陵陪葬坑的木车遗迹

除陶马外，陵东十五号坑、十七号坑等处还发现木马遗迹。历经两千多年侵蚀，木质多已腐朽碳化，仅能辨识大致轮廓，但造型与陶马一脉相承，同样以中原土马为原型，躯干粗壮，四肢比例协调。这些木马多与木车、木俑遗迹相伴，推测是陪葬车马俑的组成部分。制作工艺简洁务实，整块木材雕琢成型，无复杂修饰，更注重轻便，构件多可拆分组合，大约是模拟日常出行车马队列。这也印证了景帝时期的节俭风气——相较于陶马烧制，木马制作更省时省料，虽材质易腐，却贴合汉初“不事奢华、务实为本”的丧葬理念。

田园背景中的阳陵马俑及家禽俑

阳陵出土的金马饰

马种变迁与通西域后的良马引进

阳陵马俑的“中原化”，无论陶马还是木马，都可说是张骞通西域前汉初马种的“活化石”。

张骞通西域始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而汉景帝驾崩于公元前141年。阳陵的修建、马俑的塑造都在西域交流之前，那时中原马种以本土土马为主。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域大宛、乌孙等国盛产良马，“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种汗血宝马高大修长、速度快、耐力强、性情奔放，与中原本土土马反差鲜明。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良马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汉武帝深爱宛马，多次遣使求马，甚至派李广利伐大宛。乌孙马也大量传入，被命名为“天马”“西极马”。

西域良马的传入不仅改良了西汉马种，也影响了陶塑艺术。汉武帝茂陵的鎏金铜马、东汉的“马踏飞燕”都带有明显的西域良马特征：高大修长、姿态奔放、神情张扬，与阳陵陶马的质朴内敛、木马的简洁务实形成鲜明对比。茂陵鎏金铜马体型匀称修长，灵动矫健，是典型的大宛马特质；“马踏飞燕”三足腾空，更展现出西域良马的灵动豪迈。

汉武帝茂陵的鎏金铜马

东汉 铜奔马 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这种差异源于时代风气不同。汉初经战乱凋敝，文帝、景帝推行黄老之学，厉行节俭。汉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不起坟丘；汉景帝严令禁止官员进贡奢华物品、购买金玉。这种风气渗透到陶塑与木器制作中，阳陵的陶马、木马以简单材质塑造真实模样，是汉初质朴务实的最好体现。而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帝王崇尚雄武、张扬进取，西域良马成为帝王权威与王朝强盛的象征，反映在器物上便多了华丽与张扬。

就马政而言，汉初至文景时期是一部在废墟上积蓄力量的“创业史”，以严密法律保护种源，以优厚政策激励民间，以国家牧苑作为战略储备，精髓在于“蓄”字。而汉武帝时期马政核心在于“用”字，正如后世论者所言“汉初马息于民，故壮；武时马竭于战，故衰”。这种马政重心的转移，不仅是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更是汉帝国国策由“守成”转向“开边”的深刻缩影。

阳陵骑马俑与女俑的人间温情

马俑之外，阳陵的骑马俑、女俑等更具人间温情与烟火气。

阳陵人俑

骑马俑。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供图

阳陵陪葬坑中除大量马俑外，还出土数千件人俑。骑兵俑已发掘数百多件，分布在六个俑坑中，部分与东区九号坑的马俑群相伴，构成庞大骑兵队列。骑兵俑约50厘米高，神情或沉稳内敛，或眉脊如山、颧骨突出、目光果敢。

人俑

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俑赤身裸体、双臂残缺，双腿分开呈倒“U”字形，仿佛正骑跨着什么。

博物馆给出的答案是，这些骑兵俑原本完整——身着丝质或麻质战袍，外披朱红色铠甲，装有可活动的木质手臂，胯下骑枣红色木马。但两千多年岁月侵蚀让有机物归于尘土，木臂朽烂成灰，衣甲化为碎片，木马只剩从葬坑中的完整痕迹。考古人员拂去泥土时，看到的便是这些“裸体断臂”的骑手，孤独保持着骑乘姿势。

一些出土时的骑马俑照片仍能看到未腐烂的木马。

骑马俑出土时。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供图

阳陵人俑中最动人的当属“姗姗”。

阳陵人俑中的“姗姗”

“眉目倩兮，巧笑盼兮”。“姗姗”是柳叶眉，面容白皙，梳着汉代女子流行的垂髻——头发缕至脑后，末端绾成小团。最精妙的是嘴角眉梢那若有似无的微笑，温婉而神秘。她呈跽坐姿态，两膝着地，臀部坐于小腿肚上，双手拢于宽大袖筒内，拱手半遮面，是汉代女子行礼的仪态。

“‘姗姗’这个名字取自班固《汉书·外戚传》中汉武帝思念李夫人的‘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1997年出土于阳陵东区陪葬墓园的列侯周应墓，当时出土八件塑衣式彩绘陶俑，‘姗姗’是其中三件跽坐俑之一，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国内保存最完整、姿态最优雅的汉代女子形象文物。”阳陵讲解员贾子钰介绍，“姗姗”衣着为三层汉服，其中一层可见紫色，因秀丽亲切、“半遮面”仪态优雅，成为汉阳陵文创标志性图案，出现在多个产品上，成了文创知名美人。

展厅中的“姗姗”

除骑兵俑与“姗姗”外，阳陵还出土文吏俑、宦者俑、裸俑等。文吏俑身着朝服、手持简牍，神情庄重，透着务实之风；宦者俑体型瘦小、神情谦卑，映照着宫中处境；裸俑体型匀称，原身着丝织品，因岁月侵蚀脱落，只余陶胎，反倒透着汉初“尊重自然”的艺术追求。这些人俑与陶马、木马相伴，共同还原了汉初风貌：官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人畜相依，无战乱纷扰。

阳陵展出的汉代女俑

文物确实会说话，历史是有温度的器物、有气息的岁月。无论阳陵的陶马、木马与人俑，还是茂陵的石马、石人，皆是如此。

（本文鸣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周文强、胡晓玉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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