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小说与剧集差异解析：陈宇谈创作逻辑与人性之光

电视剧《人之初》播出后，凭借跨越近三十年的双线叙事、对九十年代社会风貌的回溯，以及罪案外壳下对人性光明的执着探索，引发广泛热议。剧集收官后，同名原著小说正式推出。作为该剧编剧兼原著作者，编剧、导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宇近期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小说《人之初》封面

本次采访围绕《人之初》的创作起源、核心主题、小说与剧集的区别等展开。陈宇表示，九十年代是一代人“青春与时代交织”的记忆载体，而“光”是他创作中始终贯穿的意象。他坚信“黑暗是光未抵达之处”，艺术的使命在于从最深的罪恶里挖掘人性的真善美。针对观众对剧集碎片化叙事的反馈，他强调创作者应倾听而非抱怨，并解释了从小说到剧集在结构、人物、结局上的调整思路。此外，他还分享了“先有小说雏形、再同步开发剧本”的独特创作模式，以及对长剧未来与叙事本质的思考。

陈宇

在罪恶中探寻人性的光芒

澎湃新闻：《人之初》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段历史对您有何意义？有观众猜测故事原型与河南登封“红船案”相关，最初的创作灵感是如何产生的？

陈宇：九十年代是我成长的时期，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小平南巡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商品经济，人们的经济状况、精神面貌、文化观念都发生巨大变化。那是文化快速输入的阶段，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思潮涌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思想文化自由两大浪潮叠加，构成了极具故事性的九十年代。《人之初》一半故事放在那个年代，正是因为它能提供丰富的叙事土壤。一些具体案件确实给我情节上的启发，但艺术创作并非复刻现实。我查阅大量资料后，进行整合提炼，最终塑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电视剧《人之初》剧照

澎湃新闻：《人之初》常被与您之前的作品《坚如磐石》对比，两本书英文名都含“light（光）”的意象。您是否在刻意延续某种叙事主题？“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宇：你观察得很细致。我过去曾认为光与黑暗是此消彼长的两个实体，但后来想法改变了。现在我觉得，黑暗并非实体，只是光未到达的地方。光才是有指向、有内容的实体。对我而言，光就是人性中的真、善、美。虽听起来传统，但这正是艺术从古典主义到如今应坚守的核心：挖掘、呈现并弘扬这种光芒。当然，人性中也有自私、虚荣、伪善，但艺术的任务，正是在最黑暗、最罪恶的情境中寻找那一点微光。从《坚如磐石》到《人之初》，这一主题是一以贯之的。

《坚如磐石》电影海报及小说封面

澎湃新闻：剧集已播完，小说才出版。您预设的读者群体是哪些？同一个故事，值得人们再读一遍的原因是什么？

陈宇：我想吸引两类读者：一是喜欢悬疑、罪案类小说，对东亚当代生活感兴趣的人；二是看过剧集、希望了解更丰富细节和心理描写的观众。小说里有一半内容是剧集未能容纳的，比如更多人物内心独白、背景铺垫和主题延伸。我的创作模式也比较特别，通常先有小说的基本框架，再同步开发剧集，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回头完善小说。所以这本书不是剧集的附属品，而是平行且更深入的文本世界。

长剧是人类底层需求，永远有受众

澎湃新闻：小说采用高风与吴飞飞第一人称交替叙述，结构严谨。剧集则改用多线拼图式叙事，前几集信息密度高，有观众反映看不懂、易弃剧。您改编时如何权衡？是否担心观众失去耐心？

陈宇：小说和剧集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可以进行多线、多视角的复杂叙事，让读者慢慢拼凑图景，但剧集要考虑观众的接受习惯。我们保留了双线主体，简化了线索，采用“DNA螺旋式叙事”——两条时间线交替推进。这比一般线性叙事更具挑战性，可能让部分观众感到吃力。但我相信，随着观众看类似剧的经验增多，对复杂叙事的理解效率会持续提升。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为国产剧叙事方式带来一点创新突破。效果如何交给观众评判，我不会因观众没理解就失望抱怨，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值得尊重。创作者要做的是认真倾听反馈，分析背后原因，在后续创作中修正提升。

电视剧《人之初》海报中的DNA双螺旋元素

澎湃新闻：剧中王景春饰演的吴国豪极具存在感，甚至被部分观众视为真正主角，但小说中他并非如此突出。这种强化是表演加成还是有意调整？

陈宇：从戏剧功能看，吴国豪是所有事件的起因和核心推动者之一，但他不是动作的发起者。推动整个寻真相过程的是高风和吴飞飞，他们是男女主角。吴国豪是因果链上的关键节点。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是王景春老师出色的表演，把人物身上九十年代的复杂性、黑暗感与人性张力演活了；另一方面，这个角色本身承载着时代转型期的典型矛盾。但故事本质仍是讲今天的年轻人如何面对历史遗留的黑暗，如何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哲学问题。

王景春饰演的吴国豪

澎湃新闻：小说与剧集有不少细节差异，比如“船”在书中叫“睡美人饭店”，剧中改为“国际俱乐部”；吴国豪在书中伪装残疾坐轮椅，剧中改为患糖尿病等。这些改动出于什么考虑？

陈宇：改动原因多样。有些是艺术形式差异导致，比如小说里吴国豪坐轮椅在文字中没问题，但影像中会极大限制调度和表演，所以改成糖尿病更合适。有些涉及社会影响和审查尺度的综合考量，比如“睡美人饭店”这个名字在书中可以存在，但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剧集可能引发不必要联想或误解，因此调整为“国际俱乐部”。这些改动都是在艺术表达、媒介特性、社会接受度等多重因素下权衡的结果。

澎湃新闻：小说结尾，高风与吴飞飞为自己刻下“两个母亲”的墓志铭，重新定义生日，悲怆且点题；剧集结局则更显光明。为何做这样的调整？

陈宇：小说作为更具深度的艺术形式，可以在情感和思想上更极致，留更多空白让读者自我构建。而剧集作为大众艺术，需要更封闭、清晰的结局。好莱坞所说的happy ending并非指大团圆，而是每个人物都有确定的归宿。我们在剧集中适当调整，让命运落点更明确，是为了适应更广泛观众对叙事完整性的需求。这不是妥协，而是不同媒介对叙事完成度的不同理解。

剧集版《人之初》结尾

澎湃新闻：您既是学者又是实践者，从电影到电视剧，还提出“新主流电影叙事理论”。如何总结自己的创作策略？未来想尝试哪些题材？如何看待长剧市场？

陈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讲故事的人。无论是做编剧、导演、写小说还是研究，核心都是对“叙事”本身的热爱。我花了约十年时间思考叙事的内在原理，形成了一些方法论，比如“叙事动力学”。我关注的从来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只要故事能让观众觉得有趣、欲罢不能，能从中获得情感、知识或精神满足，就有“叙事价值”，无论题材是体育、爱情还是家庭琐事。

未来我会尝试科幻、爱情等各种类型，只要题材有力量、有叙事魅力。至于长剧市场，我不悲观。短视频是浅度阅读，长剧和电影是深度阅读，后者是人类的底层需求。它可能不再占据观众大部分时间，但一定会持续存在。我们的任务不是抱怨时代，而是做出足够好的作品，吸引那些依然渴望深度体验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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