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叙事的文学与电影：一场悄然发生的“断裂”
《我的朋友安德烈》与《飞行家》同日上映，两部影片均改编自双雪涛的小说，启用了近乎同一批熟悉的演员，堪称一种“奇观”。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东北叙事已然重新成为当下创作者们可深度挖掘的富矿，相关作品带来的持续影响，让“东北文艺复兴”成为名副其实的热点话题。
《我的朋友安德烈》
《我的朋友安德烈》
《飞行家》
对东北的“重新发现”与再次的刻板印象
在居高不下的热度背后，真正值得探究的或许是：东北叙事究竟有何魅力？是一代人回望逝去时光催生的集体怀旧，就像《我的朋友安德烈》宣传中反复强调的“我们都在成长中丢失了曾经的好朋友”；还是东北方言、工厂故事等“异质”风情带来的新鲜感，如同《飞行家》主人公李明奇“飞上天”梦想里藏着的“东北魔幻现实主义”？
若当下创作者真的延续这两种路径，可能会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对东北的“重新发现”或许会逐渐演变为再次的刻板印象化。若说东北的主流美学曾被小品、二人转和《乡村爱情》等限定，如今的新东北叙事又在被另一种悲情、伤感的“情绪价值”定义。
以双雪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双雪涛、郑执、班宇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的创作，曾被研究者视为“新的美学正在崛起”。这种美学新在哪里？在于他们让读者与自己一同重新认识父辈，发现那一代工人的诉求有正当性，其生活与为人有无法被历史磨灭的闪光点，不应被随意贴上“懒惰”或“保守”的标签。
影视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火出圈的《漫长的季节》。这部由班宇担任文学顾问的剧集里，主角王响虽有大男子主义和偏执的一面，但正直善良、勤奋热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也就是说，“双雪涛”们最大的贡献或许是让大家看清了父辈的性格与复杂人生经历。此后，逐渐老去、退出历史舞台的父辈不再是文艺作品里“怪诞的人”，而是被还原为“普通的人”，甚至是难得的“好人”。
小说中的人生困境变成电影里的个性使然
只是，“双雪涛”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仅靠描写父辈的“仗义”“质朴”就能让观众共鸣？答案显然没那么简单。与其说他们在创作中为父辈做了修辞上的“辩护”，不如说他们生动真实地写出了父辈面临的困境。
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表面讲的是1995年平安夜的悬案，实则探讨主人公们的生活如何“破碎”——李守廉犯罪的导火索是女儿李斐9000元的初中择校费。
值得注意的是，9000元择校费的难题也出现在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同名电影里，老师批评安德烈并提出不许他上课时，安德烈立刻回嘴：“那你应该退给我五分之一学费，1800元。”安德烈父亲面对校领导和老师谦恭卑微，转而毒打儿子，原因或许也与这笔择校费有关。
然而，《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似乎都将主人公的人生悲剧归因于更个人化的理由，甚至是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比如电影里，安德烈在家庭暴力中意外“退场”，仿佛若他性格不那么倔强怪异，事情会有不同走向；《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没实现“飞天梦”，似乎只是运气不好，若飞行器没炸伤小舅子、早得到合适零件，兴许能成为东北版“马斯克”。
换言之，当“双雪涛”们在文学中理解拥抱父辈、追寻其人生困境的时代原因时，改编的电影却选择了闪烁其词和回避。事实上，安德烈帮李默争年级第一、希望他保送去新加坡，是因为李默母亲随富商走了；而李默母亲离开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人道德缺陷或夫妻感情不睦，而是和择校费困境一样的“不富裕”与“没希望”。
为什么安德烈会被集体排斥，只能做合唱的“局外人”？为什么李明奇的“飞天梦”注定无法实现，只能化作小说结尾的幻想？当电影创作者没有答案，也不打算给观众答案时，《我的朋友安德烈》成了“郭敬明化”的青春伤痛文学，镜头拼命煽情；《飞行家》则成了“年会不能停”式的职场温情喜剧，用工友互助完成大团圆结局。
正是在此处，文学与电影在气质上产生了根本性断裂，观众得到的只是无名的忧伤和感动，却不知这些情感到底从何而来。
成为父辈的“双雪涛”们，又该如何讲述自己
“双雪涛”们的作品能在文坛异军突起，是因为他们笔下的父辈虽有局限性、无力拯救生活，但人性中的正直与尊严，尤其是对不义和不公的反抗，让小说有了内在的明亮。在当代文学史中，这些东北作家最值得铭记的是重新擦亮“父亲”角色，达成了“父”与“子”的和解。
双雪涛出生于1983年，如今已成为父辈，郑执、班宇也是如此。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要问题是：如何向新的“子一代”讲述自己，告诉他们生活的真相？去年的年度热词“爱你老己”和“致敬”，表面体现年轻人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实则指向空洞抽象。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是“双雪涛”们在小说中反复探讨的主题。他们理解了父辈的“失败”，也就读懂了他们的“成功”。可遗憾的是，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中，具体的时代因果被抽空，叙事退守于私人创伤的悼念与怀念。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里有个细节：李默成绩进步搬到前排时，安德烈提醒他别忘钢笔水和草稿纸。而小说结尾，李默去精神病院看望安德烈，他仍在重复这些提醒。这不是“疯言疯语”，而是他一生最温暖的回忆、最确定的情感落点。哪怕被老师羞辱、父亲毒打、时代淘汰，他仍认为有些道理规则必须坚持，有些尊严价值必须维护。
可惜这个关键情节在电影中消失了，导致影片像李默的精神分裂幻觉，难以找到坚固的价值锚点。而“双雪涛”们在文学中关于命运与生活关系的严肃思考，也因电影改编，消融在了大银幕上东北的凛冽与苍茫中。（余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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