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走向何方

07-12 06:24

以下文章来源于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作者李迅雷唐军李倩云

本文获授权转载。

为什么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如此重大呢？

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研究人口变化，目的是清晰了解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人口从出生到工作前以及退休后都属于被抚养人口，会成为社会负担，只有处于劳动力阶段时，才会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包括提供薪酬和缴纳税赋。

既然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取决于20年前后出生人口数量，那么我们能否计算出未来中国劳动力数量及抚养比例的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

例如，我国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 - 1974年，持续了12年，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变严，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下降。这使得1980 - 2010年这30年人口抚养比大幅降低，从平均每10个人养7个人降至每10个人养3.4个人。这一巨大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前鼓励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之对应的是，1980 - 2010年我国平均GDP增速约10%，累计增长约20倍，而同期美国仅增长2.8倍。

2010年后，我国人口抚养比例开始上升，GDP增速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如今已降至5%，对应的抚养比例升至10个人养4.8个人。预计到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6.8个人。抚养比例上升会增加家庭开支和国家财政压力。简单来说，现在出生人口减少，意味着20年后劳动力减少，而寿命延长使需要供养的人口增多。

我国人口抚养比例的变化与趋势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由于人口变化趋势难以改变且易于预测，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更具确定性。需要注意的是，出生人数的增减难以改变今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因为人口总量大，出生人口规模相对小，对当下影响小，但对未来影响大。

为何要调整出生人口预测模型？

2024年全国新出生人口为954万，虽增速转正，但明显低于之前预测。2020 - 2022年间推迟的生育在2024年有所体现，但幅度未达预期。可见当时假设过于乐观，需要修正。

在2023年预测模型基础上，下修生育率起点值（之前模型以2018、2019年生育数据作为真实生育意愿起点值，可能受2016年放开生育政策影响），使2024年新出生人口略低于954万实际值（考虑到2024年出生人口受之前疫情防控推迟生育影响）。

在分年龄段生育率起点值基础上，按一定速率下降，其中15 - 19岁、20 - 24岁、25 - 29岁年龄段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些，30 - 34岁、35 - 39岁、40 - 49岁年龄段生育率下降速度慢些。平均下降速度参考了日本和韩国过去的数据。

得到的主要结论：

1）预计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

2）根据模型，2025年新出生人口将降至900万以下，2028年跌破800万，2035年可能跌破700万，之后十年下降速度会放缓。

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预测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3）从2024年结婚登记数看，比2023年下降约20%，这可能意味着2025年新出生人口下降幅度超预期，甚至可能小于800万。但考虑到我国目前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等，在预测未来几十年人口趋势时，参考了日本、韩国过去生育率下降速度，而非近一两年短期超预期的下降速度。

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根本原因

本文对比了中国与日本、法国、英国（分三个地区）分年龄段的生育率。发现我国15 - 19岁、20 - 24岁、25 - 29岁年龄段生育率明显高于日本、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而在30 - 34岁、35 - 39岁、40 - 44岁年龄段，我国生育率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更早的初产年龄和偏低的大龄女性生育率，说明我国生育二孩和多孩的比率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国家。

此外，分析欧美国家生育率变化和横向比较可知，对成熟经济体生育率而言，移民政策是关键，生育补贴有明显作用。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每年有大量年轻移民流入，生育率明显更高。（需注意，2030年以后，美国老龄化率几乎走平，中国则加速上升）

中美人口老龄化率趋势比较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移民政策较严的日本和瑞士，即便生育补贴力度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生育率仍明显更低。而在移民政策差异较小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等国家中，法国和瑞典生育补贴力度更大，生育率相对较高。

近年来结婚人口数量下降也是出生婴儿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原因，一是性别比例失衡。2006 - 2016年出生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5% - 20%，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进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性别失衡严重。

二是男女学历差错位。虽然年轻男性数量远超女性，但在高学历年轻人中，2011年后女性人数明显多于男性，这增加了高学历女性找到合适婚配对象的难度。

目前大家讨论的年轻人收入低、债务高、内卷和躺平共存等问题，可能是影响结婚率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毕竟在就业压力增大的预期下，“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使育儿成本很高。此外，不少人认为短视频等新媒体普及也对结婚率有负面影响。从我国生育率水平大幅低于对应城市化率水平，且农村生育率下降更快可观察到这一点。

中国人口流向哪里——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向南向北？

我国城镇化率虽逐年提高，但增速显著放缓，表现为三个现象：农民工增量减少、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例下降、部分大省人口回流。

1）农民工增量减少：2023年全国农民工比上年增加191万人，较2010年代年均500万人以上的增量大幅下降。

2）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例下降：东部和西部农民工更倾向省内流动，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偏好降至近50%。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超30%，随着返乡人数增加，农民工流动性还会进一步降低。

3）部分大省人口回流：剔除自然增长因素，近两年江苏、四川人口净流入超过广东，湖北、安徽超过福建。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物价较低，吸引务工人员回流。2019年后，浙江取代广东成为人口净流入第一大省，可能是浙江新经济吸引更多人口流入，而广东部分传统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虽然城镇化率增速放缓，但都市圈及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仍在加剧，表现为人口向主要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集中、欠发达省份向省会城市集中、较发达省份向“双子星”城市集中。

1）都市圈常住人口总量和净增速（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大幅领先。其中，浙江省常住人口净流入数量和增速均居第一，可能是浙江新经济发展快，如电商规模大、传统产业转型快。上海常住人口增长不多，但由于已步入超老龄化城市，死亡人口明显多于出生人口，故净流入人口显著超过北京，尤其疫情放开后上海仍保持0.6%的常住人口净流入率。

2）近两年大部分省份常住人口净流出，但即便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其省会城市仍保持净流入，且省会城市人口净流入占比高于60%（青海与其省会西宁均净流出，但规模小，西宁净流出仅3千人）。

3）二线大城市人口也在快速增加，近两年“双子星”现象更明显。浙江和广东省内双子星城市（杭州 + 宁波、深圳 + 广州）占全省人口净流入比接近50%。南京和苏州人口净流入超过江苏全省，福建也是如此。山东省人口净流出，但济南和青岛仍保持净流入。

中国人口总体呈现从西向东，从北到南，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特征。人口流动是为了获得机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各省人口净流入（出）情况

从上图可看出，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发达经济体人口流向特征看，人口集聚度越来越高，因为人口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公共服务的乘数效应。没有一个发达国家采用区域均衡发展模式。

制造业越发达就业压力越大——

今后要靠服务业吸纳就业

依靠工业发展拉动就业和人口的边际效应可能长期递减。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长期第二产业GDP占比持续降低，第三产业占比提升。2012年工业就业人口达到2.32亿后逐年减少，至2024年降至2.13亿，减少近2000万人。2023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人数较2022年下降2.3%，从事服务业人数上升2.1%。尽管规上工业企业2024年后利润同比转正，但平均用工人数相对2022年已下降260万人。

我国服务业就业总数增加空间大。我国第三产业GDP占比为57%，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为49%，相差约8%。超老龄化的日本和德国，虽是制造业强国，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近70%。美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高达83.4%，且长期比GDP占比略高。

高新技术制造、服务业发展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两大重要因素。合肥和成都高新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拉动人口增长，如成都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其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占全市工业比重超30%；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6万辆，仅次于深圳。杭州人口高增或是“产业 + 政策 + 宜居”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出服务业发展对人口的巨大吸引力。

风险提示：本文的预测结论多基于假设，若假设条件与事实不符或发生变化，结论与实际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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