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载道——《高原中华龙》中的文化密码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里，龙始终是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从远古图腾到皇权象征，从吉祥寓意到民族精神载体，龙的形象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仰韶彩陶的古朴龙纹，到商周青铜的威严龙形，再到秦汉瓦当的灵动龙饰，龙的造型不断演变，却始终承载着人们对力量、祥瑞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既是帝王权威的象征，也是民间祈福的寄托，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背具鹿角状双翅，藻井壁画 15世纪 采集于西藏阿地区扎达县皮央351窟 范久辉供图

《高原中华龙》一书，为我们打开了探索青藏高原龙文化的窗口。它不仅是对古老图腾的现代解读，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让那些散落在高原角落的龙纹遗存——壁画、器物、服饰上的龙形图案，如星辰般点亮了龙文化在雪域高原的独特轨迹。

学界对高原龙纹的研究早已积累深厚。阿里地区汉晋龙纹艺术品的研究，有霍巍、张长虹合编的《绘画艺术·壁画·阿里卷1》，熊文彬与唐樱家探讨元明汉藏艺术交融的《元明汉藏艺术交融的视觉证据——西藏阿里三围地区的汉式龙凤艺术遗珍》；日喀则聂拉木县喇普德庆寺的考古调查，夏格旺堆教授的《佩古措湖边沉寂数百年的两座寺院》一文对其年代与壁画内容有深入分析；夏鲁寺的龙纹研究，也有廖旸《夏鲁寺护法殿门廊御榻图补论》、周玲与刘瑞璞《羌姆袍龙纹的藏俗汉制》等成果。这些研究从历史、艺术、文化等多维度展开，为龙纹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

龙凤御榻图之龙纹局部 元 壁画 可见两龙均具鼻如巨鳌（象鼻），背具双翅的特点 采集于西藏日喀则市夏鲁寺 杨鸿蛟供图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其文化意义深远。明清以降，龙成为皇室专属符号，广泛应用于皇家器物；寺院中的龙纹则常作为皇权象征，昭示宗教权力的正统性；同时，龙纹也融入民间生活，成为吉祥的符号。《高原中华龙》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作者实地调查发现的大量未被关注的一手龙纹资料，以全新视角串联起这些艺术珍品，勾勒出青藏高原龙文化的完整图景，展现出龙文化在高原上的深厚根基与独特风貌。

十相自在穿枝四龙纹马具饰片 范久辉供图

从闻一多的《伏羲考》到庞进的《龙文化与民族精神》，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者们对龙的研究不断深化，揭示了龙文化对民族发展的重要价值。龙纹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新石器时代初现，商周至战国逐步发展，秦汉时期因大一统背景而盛行，汉代龙纹以兽身龙和蛇形龙为主，瓦当龙纹是兽身龙的典型，蛇形龙常与虎、凤、仙人组合，寓意沟通天地、祥瑞降临；清代龙纹以蛇形为主，工艺精细，达到鼎盛；清以后，龙纹更多象征祥瑞与民族认同。

双龙缠绕纹 明 藻井壁画 龙躯分别为青绿色和深绿色 黄鬃毛成缕飘散 相互缠绕，龙头隔云纹相对，发部向上飘扬，肘毛、背脊的鳍均呈火焰状。采集于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石窟。范久辉供图

在青藏高原，龙文化同样历史悠久。从象雄文明到吐蕃时期，龙始终与藏族人民的生活相伴，既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元素，也是苯教的神圣存在。《高原中华龙》详细记录了龙文化在高原的传播与演变，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高原龙的形象丰富多样，或翱翔天际，或潜藏深海，或蜿蜒山川，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寺庙壁画、法器、服饰上的龙纹图案，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凝聚着藏族人民的智慧与文化传承。

作为东氏的战神的龙 现代 昌都丁青东朵家族平措觉吉绘 采集于噶尔县门士乡古入江寺 范久辉供图

书中呈现了从夏鲁寺元代龙凤御榻图壁画，到哲蚌寺清代五爪龙纹袍料，再到萨迦寺现代龙纹雕塑等丰富的龙纹艺术。这些龙形在藏传佛教与苯教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皇权与护法的象征，也是信徒祈求庇护的灵物。在寺庙壁画与唐卡中，龙纹与佛菩萨形象相得益彰，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

作为神明背光龙 明代 壁画 采集于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 范久辉供图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高原龙文化的传播与演变，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各族人民在传承龙文化中，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高原中华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传递着这种精神力量。

新时代下，中华龙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象征着中华儿女的不屈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弘扬龙文化需汲取其精华，创新传播方式，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愿《高原中华龙》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见证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文化辉煌。

本文为《高原中华龙》一书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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