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科学家以长江禁渔重磅成果回应“游山玩水”质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编辑：|方圆，作者：中国科学报

“没有渔夫的长江——但并非没有鱼”，这是Nature今年2月在“研究亮点”栏目发表评论短文的标题。看到这个标题，陈宇顺不禁感慨：“编辑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长江禁渔后的生态变迁，也道出了我们这项研究的重点。”

Nature推荐的这项研究成果，早些时候刊发在Science上，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联合湖南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原标题为《长江禁渔遏制了七十年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文章通讯作者正是80后研究员陈宇顺。

陈宇顺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和团队成员从事的野外水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河流和湖泊的鱼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打鱼的，在别人眼里（相比基因、细胞等前沿生物技术研究方向）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科学研究。”

陈宇顺受访者供图

回国后“到处游山玩水”的背后

陈宇顺2003年考入水生所读研，开启鱼类研究生涯；研究生毕业后远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方向是河流生态学，与野外水生态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多芬岛海洋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2010年在美国阿肯色大学渔业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和实验室负责人。

生活稳定、科研顺畅，但他没有停下脚步。2014年底，他决定回国，回到水生所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已经有教职了，为什么回来？”同事问。“趁年轻多折腾一下，争取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他说。

回国之后，他的做法让很多人“看不懂”。

他没有急着申请课题、采样或写论文，而是带着团队“游山玩水”。对刚回国、急需证明实力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显得十分另类。

“我们从武汉出发，一路往上游走到西藏；再从武汉往下游走走到上海。看过长江最上游的蜿蜒，也感受过最下游的豪迈。”陈宇顺回忆。

将近两年时间里，陈宇顺带着团队跑遍长江干流及各库区、主要支流，还有滇池、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湖泊及其流域。每到一处，他们不做系统采样，只用相机拍河流湖泊特征、观察水体状况；或查看采砂痕迹、航运密度、渔船数量、水坝位置，记录岸线开发变化。

没有精密实验分析和详实样本数据，难产出论文，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游山玩水”。

好在水生所领导对科研人员有足够宽容度，给了他们探索空间。

当时有人劝他：先发论文站稳脚跟，再做“基础工作”。陈宇顺没听。

“如果2014年底回来，2015年就直接采样、发文章，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会弱很多。”他说。在他看来，这就像手术前医生要给病人做系统检查，摸清整体情况再开始。如果对长江整体情况不够了解，后续采样点布设和实验设计可能因缺乏系统性而不够严谨。

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那一年看似“无用”的游历，成了后来一系列成果的“底子”。直到今天，陈宇顺仍感慨：“11年前‘去跑一遍’的决定，为后来研究带来很大帮助，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没有对照组的长江生态研究

“游山玩水”归来，研究正式开始。

2017年起，陈宇顺带领团队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干流沿线布设固定采样点，开启每年定期的鱼类群落监测。他所在实验室把70%的人力物力投入这项工作，好几位博士生的论文都围绕长期监测展开。

起初，团队不是为验证某项政策效果，而是试图回答基础问题：在多重人类活动压力下，长江鱼类群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2020年，该团队在Ambio发表论文，系统分析长江面临的多重压力因子，其中渔业捕捞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因素。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等科学家呼吁下，2020年晚些时候，国家启动长江“十年禁渔”。

“对做鱼类野外生态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十年禁渔非常令人振奋。此前我们一直担心，捕捞压力这么大，长江很可能变成世界上鱼最少的大河。”陈宇顺说。

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证明禁渔真的有效？除了直观感觉，能否从科学研究角度证明？

2023年，德国学者在Science发表关于湖泊鱼类生态修复的文章，对德国境内20个湖泊分组比较，证明治理方案的影响。

陈宇顺的研究方向是“长江十年禁渔对长江生态的作用”，按那位德国学者的方法审视，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不够完美”。因为长江只有一条，找不到相似河流做对照，这是方法论缺陷，也是实验逻辑的最大挑战。

“长江干流只有一条，找不到另一条合适河流做对照。”面对可能的质疑，陈宇顺给出另一种判断：“野外生态系统不是实验室。如果空间上无法复制，那就转向时间，以时间轴为参照系。”

于是，团队决定用禁渔前三年（2018—2020年）和禁渔后三年（2021—2023年）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

2024年下半年，他们结合六年监测数据完成论文撰写，当年11月投稿Science。投稿后第二周编辑未回应也未拒稿，文章被送审。三轮审稿中两位专家提出异议，觉得研究只是常规鱼类监测，不够“前沿”。

团队积极回应：长江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这项工作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最终两位审稿人被说服。

一年多后，2025年12月31日，论文被Science正式接收。在这一年最后关头，他们收到最好的跨年礼物。长达一年多的修改、回应与推敲落定，陈宇顺第一时间告诉团队成员。

值得庆幸的是，最担心的“没有对照组”问题，审稿人只是提了一下，并未深究。

“他们想必也明白，像长江这样孕育众多生命、纵横不同地貌、物种极其丰富的大河，很难找到第二条。”论文第一作者熊芳园说。

陈宇顺带领研究团队在野外采样时受访者供图

长江研究引发全球关注的回响

论文上线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门采访陈宇顺；美国《国家地理》等媒体报道这项研究，多家国内外媒体联系团队希望了解细节。

扎根中国长江的生态研究为何引发广泛关注？论文共同一作李中阳认为，源于研究的独特价值——基于连续6年系统性长期野外生态数据，从鱼类物种丰富度、生物量、丰度、均匀度及多样性等角度，全面解析禁渔前后长江干流鱼类群落的动态变化。

同时，研究量化了水质、水文、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岸线开发、航运及渔业捕捞等多重压力因子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揭示背后生态学机制，通过“大尺度生态实验”为全球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提供科学证据。

这项研究回答的是最直观的问题：鱼有没有变多？物种有没有变多？个体有没有变大？鱼有没有变重？

一位专家评论：“媒体常报道‘禁渔之后效果很好’，但缺乏科学、详实、直观、系统的结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从科学系统的角度，用大量第一手数据，为公众呈现直观结果。”

陈宇顺介绍，在国外时他曾对美国密西西比河做过系统鱼类研究——密西西比河淡水鱼资源丰富，美国淡水渔业以休闲垂钓为主，商业捕捞较少，生物多样性恢复较好；而长江鱼类曾长期承担为全国人民提供动物蛋白的功能，商业捕捞压力巨大。

如果发达国家河流恢复较好是因为捕捞压力本就不大，那么长江这样的河流是否还有机会？这项研究给出了答案。

正因如此，它的意义超越国界：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面临商业过度捕捞压力的大河流域，或许能从中看到可能性——当捕捞压力真正减轻，生态系统会以可量化方式回应。

“中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试验，全球都没人做过。一些国外媒体曾盲目指责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得不够，但我们的工作用科学研究证明了中国在水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卓有成效。”陈宇顺说。

这项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人才。

深度参与研究的两位博士生熊芳园和李中阳，毕业后分别赴广州、湖州工作，但仍扎根长江流域，继续从事长江水生生态相关研究。

正如陈宇顺所言：“这篇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他们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结晶。现在，他们拥有了更高的科研起点。”

论文发表后，一些朋友问陈宇顺：“从简单的传统野外鱼类资源调查，做到成果上线Science，有什么秘诀？”

他说没什么秘诀，就是多折腾——把时间花在别人不愿意花的地方。比如回国第一年的“游山玩水”；比如十年如一日的系统监测；比如把一条河流跑透、摸透、研究透；比如学习国外经典案例和研究思路，但不全盘照搬，把有中国特色的鱼类与水生态保护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也是他当初回国工作的心愿。

相关文章链接：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u516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04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