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人类最大挑战是克服自身愚昧，创新机制是持续增长关键
若科技进步真的放缓甚至停滞，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增长、创新与繁荣是否本就并非理所当然？为避免陷入停滞，我们需构建怎样的支撑机制？围绕“创新能否持续驱动增长”，经济学家始终存在分歧：有人乐观，有人谨慎，认为技术演进中的边际收益递减可能制约未来增长。近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做客中欧，发表《创新的演进：持续增长的引擎》主题演讲。作为长期研究工业革命、创新机制与长期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他兼具深厚理论积累与对技术推动社会繁荣的独到洞察。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01
创新打破增长魔咒
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探讨前，需先介绍经济学核心概念“边际回报递减”——其他条件不变时，投入要素增加，单位产出增量逐渐减少。经济增长中，固定劳动力下持续增加资本，产出虽增，但增幅渐小直至平稳，这是边际回报递减的核心逻辑。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重要因素，同时需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我近期参与18世纪中国清朝贸易会议，当时民间商业与沿海贸易蓬勃，这种增长属亚当·斯密描述的“斯密式增长”，即市场经济自发秩序。
以此为背景分析贸易作用：两地开展互利贸易，一方获钢铁、一方获葡萄酒，交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发展。但贸易规模扩大并非收益无限，新增贸易边际收益会逐渐下降，最终出现边际效应递减。
还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诺斯式增长”理解发展：制度安排与社会机制对增长至关重要，唯有不断完善制度环境，才能有效配置资本与劳动力，提升经济效率实现持续增长。
然而，机制提升过程中也会遭遇边际回报递减，不少经济学家持悲观态度，认为经济或因复杂全球环境进入停滞阶段。关键问题在于：科技进步是否是推动增长的第四个动力？1750年后，科技进步逐渐成为增长主推力，本质是知识应用带来的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
科技进步是否也面临边际效应递减？有人认为“该发明的已发明”，创新会遇此挑战。我与同事罗伯特·J.戈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教授）讨论过此问题，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指出，美国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等障碍，增长可能乏力。
罗伯特教授认为科技对解决逆风至关重要，但对技术整体持悲观态度。《美国经济评论》近期文章显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创意越来越难找”，如制药行业的反摩尔定律（Eroom's Law）——每美元新创意投入的产出逐渐减少，新药边际收益递减，呈现悲观趋势。
这确实令人担忧，但我有不同观点：大树上有低垂果实，而科技为我们打造阶梯，让我们能触摸更高果实，且大树本身仍在生长。特定科技水平下存在边际效应递减，但科技不会停留在当前水平，会持续发展带来新突破。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02
AI是“最理想的研究助理”
预测未来困难，但可通过历史看发展。若过去规律在未来成立，就能判断未来是否具备相应条件。
人类知识可视为总集，其中分“命题性知识”（what，现象与科学原理）和“规范性知识”（how，实践技术，如烘焙配方或核反应堆制作方法）。两者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形成正向循环：科学催生技术，技术反哺科学，构成持续增长系统。
历史上许多科学进步由新技术推动，而非科学驱动技术。如17世纪伽利略改进望远镜观测星相，列文虎克显微镜让人们看到细菌；约瑟夫·杰克逊·李斯特改进显微镜解决色差球差问题，推动疾病细菌理论诞生与巴氏杀菌法发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1953年用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为DNA结构发现提供关键证据，助力沃森、克里克与威尔金斯获诺贝尔奖。
当代工具实现质的飞跃：望远镜与显微镜性能优化，高功率计算机、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涌现，激光、基因编辑获诺贝尔奖，材料科学创新工具持续出现，这些精密成就为历代科学家所未预见。
谈及AI技术，它是否是通用技术之母？我认为AI是“最理想的研究助理”，能瞬间分析海量信息、识别模式、产生洞察，自动化烦琐任务，综合复杂数据并提供及时推荐。在科研领域，AI助力医学的信使RNA序列稳定性、基因组医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DeepMind用GNoME模型预测220万种新晶体；经济学领域用于大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且AI不会受情感或生活事件干扰。
总之，我们正站在科学重大突破前沿，这些突破由更强大工具推动，技术与科学相互促进。
03
创新机制是持续增长核心
我们不应仅关注专利数量，更要重视有用知识的产生。未来关键在于不断创造新有用知识，而核心问题是：机制是否足够支持创新？技术能推动科学进步，但持续创新需良好机制环境。
首先，激励机制至关重要。需激励潜在发明家和创新者持续创造，建立有效激励体系与宽松环境，保护挑战传统观念者，避免其因“标新立异”受压制；同时建立保护创新的制度，维护竞争、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防止单一力量垄断知识与市场。
其次，知识与人才流动同样重要。创新不应被过度集中的市场权力限制，供需两端应更去中心化；需建立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群体，让科学家和研究者在大学、高科技企业等平台间汇聚，如硅谷因吸引全球人才而具强大创新力。
最后，政府作用应适度。理想政府既不过度干预也不缺位，在支持创新时不强行规定方向。历史研究显示，早期现代欧洲能孕育大量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正是因其制度环境在激励、保护和自由流动方面较为有利。
从历史看，创新激励并非现代独有。西方1600年后对发明家的奖励很重要，专利制度让发明者获回报，保密措施和进入壁垒也保护创新成果；20世纪后，写书、授奖、荣誉体系丰富了创新回报机制，许多国家设立奖项表彰科学贡献，诺贝尔奖最具代表性。知识创新回报机制不断演化：从专利保护到奖项激励，再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终身教职、冠名讲席等，成功创造者获得更多资源与声誉。
从科技领导力看，学者指出没有国家能短期垄断技术创造力。历史上技术中心从英国转向德国再到美国，呈阶段性接棒特征。如今一些国家更重视知识产权和创新支持，过去20年专利申请和科学发表数量显著增长，全球科研格局正变化。
因此，全球创新正形成多个竞争区域，区域竞争推动创造力提升，中国在一些领域进步迅速，其他地区也在加速追赶。历史表明，技术突破出现在不同社会环境，但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通常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广泛选择和自由研究空间。
我常引用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观点：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不断进步，但在人类事务管理上未必取得同样进展。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人口老龄化或债务，而是克服自身愚昧。
最后，面对未来，我们需思考：如何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建立更有效的创新机制？这一机制涵盖激励提供、开放思想市场、人才自由流动及“恰到好处”的政府角色。虽现实仍有挑战，但只要机制不断完善，科技进步就值得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D：CEIBS6688），作者：乔尔·莫基尔，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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