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千万的新富群体,购买奢侈品究竟在追寻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ELLEMEN睿士 ,编辑:Bela,作者:你们的
若将中国奢侈品消费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炫耀时代”,消费者渴望被清晰看见、明确归类与身份确认。
那是Logo遍布全身的时期,Chanel、Hermès、Louis Vuitton几乎成了城市里的一道风景线。
这一阶段的奢侈品功能直接明了:大面积的字母排列、反复出现的图案、爆款清单与配货规则,这套体系如同一场新的身份考核——能否买到、是否知晓购买方式、是否进入销售顾问的“内部名单”,都成了财富等级的侧面写照。
而第二阶段,正出现在这种确定感逐渐过剩之后。随着审美经验的积累、信息壁垒的打破,近十年完成财富积累的“新钱”群体慢慢意识到:奢侈的价值不再仅由“买到了什么”决定,开始转向“购买的原因”。
品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将决定未来奢侈品市场的格局。
Claire十分反感被外界简单贴上“暴发户”标签。“我最讨厌别人这么说。”在她眼中,所谓暴发户通常是不清楚自己买什么的人,而她从一开始就把消费当作判断力的练习。
她不回避自己的“第一阶段”,也经历过配货与爆款逻辑。在她看来,当一个人初次被他人认识时,对方不了解其职业、财富或背景,衣服会先完成初步的自我诠释。“穿衣就是格调的体现,”她说,“很多时候第一印象就决定了一切。”正因如此,她对自己的穿着格外谨慎。
随着认知与经验的积累,她的选择明显向内收缩:The Row、Loro Piana、Norlha这些几乎无Logo的品牌,逐渐成为她衣柜的主体。
她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很简单:“真正懂行的人,会看剪裁、缝线和里布。”从事进口面料生意十几年,长期与意大利纺织厂打交道,支数、织法、染整工艺早已融入她的日常语境,所以在她看来,“炫耀品牌太初级了,现在炫耀的是判断力”。
她现在很少追逐爆款,也不热衷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消费。一旦某个品牌被过度讨论,反而会引起她的警惕。
“我不想穿成潮流的样子,更不想让有些人轻易得到我买的东西。”去年,她联系某品牌订制十多年前的秀款,“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品牌高层还要审核我的资料和背景。不过我喜欢这种态度,因为这意味着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能获得这种如同艺术品般的衣服。”
36岁的创一代Leo,更倾向于“表达型消费”。他经营餐饮与广告业务,日常谈预算、流量,也谈视觉叙事。他认为衣服首先是一种态度,而非需要隐藏的阶层密码:“我不怕被看到,怕的是穿着无聊。”
这种态度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像许多在海外度过高中或大学时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的青年时期几乎被潮流品牌填满。Supreme、visvim、Chrome Hearts曾是他们那代海外华人圈子的共同语言。街头文化、滑板品牌、限量发售——这些符号构成了早期的身份表达,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那时候谁买衣服最潮,很简单,就看谁先拿到限量款。”
但随着事业稳定,他与时尚行业的关系开始改变。工作中与品牌合作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时尚消费不只是买单品,更是进入品牌叙事。“后来才慢慢发现,买衣服其实是在买一种世界观。”
他的衣橱因此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仍保留对设计锋芒的兴趣——Balenciaga、Demna时期的Gucci都在其中,Pharrell掌舵的Louis Vuitton也被他视为新的视觉表达。最近Haider Ackermann在Tom Ford的系列同样引起了他的关注。
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关注被称为“新经典”的品牌,比如AiméLeon Dore。这类品牌既保留街头文化的风格,又形成了更成熟的品牌体系。“ALD是很聪明的品牌,”他说,“它既懂潮流,也懂生活方式。”最近他还注意到洛杉矶品牌Cherry LA,并将其加入购物清单。
这种消费方式是持续更新的体验,而非固定的审美阵营。他既愿意为秀场设计买单,也会尝试新品牌。
他不认为Logo必须消失,相反,只要设计有观点,符号本身也能成为表达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真正无趣的不是Logo,而是没有立场的设计。
“如果只是一个标志,那当然很廉价。比如带Logo的白T,我不会买了穿。”
在这一点上,他代表了新钱消费的另一种路径:不是从炫耀走向克制,而是从炫耀走向表达。在他看来,Logo若只是符号确实廉价;但当它被重新编排、赋予文化语境,就成了一种态度。
他在意创意总监是谁,在意品牌有没有艺术合作、明确的文化立场,喜欢有锋芒的单品,“秀款才是品牌最真实的表达,商场里的基础款是妥协。”
Steve从事艺术品买卖,熟悉画廊机制、博览会节奏与收藏市场的定价结构。
“我看衣服会比较挑剔,也比较严格。”从他的视角看,许多看似昂贵的东西并不真正有价值:轮廓缺乏结构,概念只是空话,工艺支撑不起价格。正因如此,他对时装的要求接近对待艺术品的方式。
他会买一些在艺术行业内部几乎成为“共同衣橱”的品牌。Bottega Veneta是其中之一,Comme des Garçons和Issey Miyake也是。对他而言,这些品牌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在某些文化圈层形成了共识:穿什么往往意味着相信什么,带着怎样的艺术品味。
配饰逻辑同样如此。他常戴Jacques Marie Mage的眼镜——这个品牌近年因《The White Lotus》(白莲花度假村)被更多观众知晓,但在艺术行业里早已是一种默契。限量生产、厚重镜框、偏向1960年代的设计风格,让它更像小型雕塑,而非单纯的配饰。
“有些牌子一看就知道背后有没有内涵。没有美学支撑的贵,很快就会显得底气不足。”
每天与高价值物件、藏家、顾问、策展人和画廊主打交道,穿着更不能出错。衣服在这里不是生活点缀,而是门面,是让别人快速判断你是否有眼光的视觉证明。
他更在意品牌是否有持续稳定的方法论。“有钱只是入场券,对美学的感知才是门槛。”这类新钱真正完成的升级,不是从物质转向精神那么简单,而是从“买到了什么”转向“是否有能力选择”。

准确地说,新钱购买的是一种“经过校准的可见性”:既需要被看见,又希望被认出,却反感过于直接的关注。换句话说,他们要的是看似松弛、实则精密控制的社会呈现。
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消费本就建立在矛盾之上。尤其是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人们真正焦虑的往往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别人如何理解所拥有的一切”。心理学中有个经典观察:人真正期待的,从来不是泛泛的关注,而是被准确地关注到。
这其中也有对从众心理的警惕。早期消费的重要作用是快速进入共同语境,所以人们愿意买最容易被确认的爆款;但如今的新钱越来越清楚,真正危险的不是买得贵,而是买得太雷同。太像意味着失去辨识度,意味着自己只是趋势流水线上的一员,意味着花了很多钱却只换来可替代性。
于是,他们一方面仍需要品牌提供安全感——品牌历史、创意总监、工艺体系、文化叙事,这些都是购买的正当性来源;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品牌内部进一步拓展,证明自己是能对品牌进行筛选、组合和重新解读的人(也是实至名归的VIC)。
新钱并非突然变得有文化,而是逐渐意识到:在信息过度透明、符号不断贬值的时代,单纯炫耀已越来越低效。
真正稀缺的不再是“买得起”,而是“说得通”。为什么穿它、选它,为什么是这个品牌、系列、创意总监,而非其他?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恰恰构成了如今消费最隐秘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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