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度登临上海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为何能跨越时光经久不衰
法语音乐剧舞台上，《巴黎圣母院》无疑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奇迹。自1998年9月16日在巴黎会议宫首演以来，这部作品不仅以超高票房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在音乐之光奖中拿下最佳音乐剧和最佳歌曲奖，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
2026年1月29日晚，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第六次登上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迎来了它在上海的第113场演出。为期18天的22场连演，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维克多·雨果的这部文学巨著，被作曲家理查德·科西昂特精心改编成53首经典金曲，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在与作词人吕克·普拉蒙东的合作下，理查德凭借这部作品成功踏入“流行歌剧”领域，并且在之后的创作中暂停了个人专辑的制作，全身心投入到音乐剧的创作中。他将现代摇滚流行音乐会的技术与设备引入剧场，为欧洲古典歌剧的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
《巴黎圣母院》延续歌剧传统的一大特点，就是完全依靠歌唱和音乐来传递情感与叙事。它以如潮水般层层递进、反复激荡的节奏，几乎全程以歌唱形式呈现，对白极少。在众多知名音乐剧中，这部作品的歌曲数量之多、曲调与音域之丰富、抒情色彩之浓厚，都让它在与歌剧传统的对话中，成为一部具有音乐会质感的音乐剧。不过，大量舞蹈动作的融入，中和了古典歌剧“一唱到底”结构带来的静态感，为作品增添了戏剧的动态张力。
《巴黎圣母院》没有复杂的大型舞台道具，第一幕的舞台甚至近乎空场。除了偶尔出现的圣母院兽首柱，圣母院的存在更多是通过灯光来展现：开场时，灯光被设计成圣母院石质墙面的模样，大部分聚光灯则模拟着圣母院的彩窗。当聚光灯聚焦在人物身上时，仿佛他们正处于圣母院的凝视之下。
灯光色调的变化实现了快速场景切换，与“一唱到底”的节奏相呼应，推动情节发展的似乎不再是雨果精心设计的巧合与结构，而是角色间如和弦般交织共振的情绪流动。兽首柱、铜钟、墙壁、囚笼等精简道具的巧妙呈现，让上海文化广场宽敞的舞台变得开阔，成为承载舞蹈动作的“画卷”。
编舞玛蒂诺·穆勒结合自己在芭蕾舞团和花样滑冰领域的丰富经验，将芭蕾、霹雳舞和杂耍等元素融合在一起。舞蹈时而揭示真相，时而渲染氛围，时而在垂下的薄纱幕布后具象化人物的心理活动，每一处设计都激烈却又克制，如同舷窗上上演的一场风暴。穆勒毫不吝啬地展示舞蹈演员们如浮雕般的身体，男舞者常常赤裸上身，如同受难的圣塞巴斯蒂安。舞蹈逐渐成为对阴暗结局的预言，暗示着正与反、恨与爱交织的扭曲情感。
舞蹈动作看似复杂，实则布局工整。《巴黎圣母院》偏爱对称与对比的舞台布局，就像它所讲述的那座建筑本身。演员的影子常常被灯光刻意放大，投射在身后的帷幕上，仿佛无数巨人在舞台上行走。剧中著名的单曲《美人》，早在音乐剧上演前就通过广播征服了无数听众，它采用复三部曲式的套曲结构形成对比，卡西莫多、弗罗洛与菲比斯分别唱出对爱斯美拉达的感情：一个是虔诚的守护，一个是情欲的萌动，一个是不忠的亵玩。
但这部音乐剧并未局限于角色间的多角关系。如果仅仅聚焦于此，上下两幕的开场就显得有些“离题”，因为它们都在描绘时代的基本特征。全剧开场的《大教堂时代》反复吟唱：
“大教堂的时代已经来临
世界的脚步
迈入新一个千年
渴望飞向远方星辰的人类
记下了往事
刻上玻璃或岩石”
第二幕的开场曲《佛罗伦萨》则勾勒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轮廓，提及新航路开辟、古腾堡的印刷术和马丁·路德的新约译本。旧时代因此分崩离析，正如雨果原著中所论述的，印刷术将“杀死”大教堂，文学将取代建筑。
如果说这部分是对雨果原著论文部分的忠实改编，那么将吉卜赛人设定为非法移民，而非原著中的乞丐与异乡人，则让这部1831年的小说成为映照当下欧洲身份政治与难民危机的镜子。原著中，爱斯美拉达是修女巴格特失散多年的女儿，襁褓中的她被吉卜赛人偷走，与卡西莫多调换。巴格特发现女儿被换成面目狰狞的驼背男婴后难以承受，将男婴遗弃，自己躲进巴黎的塔楼以修女身份隐居。
这条支线在音乐剧中被完全删除，爱斯美拉达与卡西莫多的这层关联也随之消失。吉卜赛人不再只是增添异域风情的“他者”，不再是古希腊语境中的外邦人，而是徘徊在城垣外、渴望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
于是我们看到，舞台上出现了当代常见的、用于维护秩序的铁栅栏路障，成为群舞设计的关键道具。意图驱逐移民的士兵没有手持中世纪长矛，而是拿着橡胶防暴棍。舞蹈的另一重意义在此显现：它凝结了难民们集体意志中对主流话语的无声反抗，他们推动路障，仿佛在推动分割彼此的符号。
当结尾《大教堂时代》的旋律再次响起，灯光如彩窗般铺满舞台时，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雨果笔下15世纪的巴黎。这部诞生于世纪末的音乐剧，以尖锐的问题意识、流行乐的炽热与古典歌剧的恢宏，将圣母院的石墙与钟声一点点写入永恒。
舞台上，围绕着圣母院，爱与恨、守护与摧毁、禁锢与渴望如钟摆般摆动；舞台下，我们都是人生这场大剧的演员。当歌声停止、大幕落下，扮演移民与士兵的演员手拉手登台谢幕时，我们不禁发问：面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者”的命运，这个世界锈迹斑斑的钟舌是否还愿铭刻钟楼深处卡西莫多的嘶喊？我们是否要为谢幕时的片刻和解而等待，让眼睛适应时代无垠的黑暗？大幕之外，是分裂的欧洲，是复杂玄妙的后现代生活，而圣母院的石墙依然伫立，如不变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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