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真挚情谊

本文是《张伟自选文存》的序。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张伟在“巴洛斯”咖啡馆看陈子善写字。

今年夏天上海酷热难耐。上个月在炎热中去见朋友，路过上海南浦大桥畔的“巴洛斯咖啡”，往事涌上心头，我不禁回忆起四年多前和张伟兄、王金声兄等在“巴洛斯”定期相聚的情景。当时，在张伟兄的热情提议下，我开始用毛笔抄写中国现代作家的经典诗文，抄写地点就在“巴洛斯”。每次相聚，张伟兄都会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亲自来“监督”我书写。这项抄写工作持续了半年多，促成了2021年9月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雅言荟萃：陈子善教授手录新文学经典墨迹展”。要是没有张伟兄的不断督促，这个被认为开风气之先的别致毛笔字展览根本无法完成。如今，“巴洛斯咖啡”已改头换面，张伟兄也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据张伟兄生前回忆，他1980年7月进入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工作，那我俩应该是在该年下半年结识的。具体时间早已记不清，毕竟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常客，几乎每周都去查阅民国时期的报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很奇妙，有些人相识很早，却只是泛泛之交，而我和张伟兄一见如故，十分投缘。相识后，我每次去藏书楼，都会先和他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再去索书查阅。后来，我还参观过他在藏书楼二楼的工作室。我发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工作之余沉浸在旧报刊中，见识越来越广，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互相帮忙买书、交换资料更是常有的事。

那时我的研究重心从注释鲁迅书信，扩展到研究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等。这些研究一直得到张伟兄热情及时的帮助，他总是有求必应。这在本书收录的长文《子善和我——一些信札串联起的回忆》中有生动详细的体现，我再摘录三封当时寄给他的明信片为证。

张伟兄：

复印件收到，非常感谢！费用之后当面给您。

我很想和李老见面请教。您已见过李老，能否告知他在金山的具体住址？或者您去信通知李老，等他到上海后确定时间和地点，我去拜访他。……我不知道李老到上海后住在哪里，没办法直接找他。也可以由您来联系安排和李老见面。总之拜托了！

您的大作（介绍《病夫》）还没找到发表的地方。

辞典条目一事容后再商量。我病还没好全。

子善

这封信写于1986年8月14日。信中主要说的是文坛前辈、后期创造社成员李一氓先生到上海休养，他曾为我编的潘汉年早期文学作品集《牺牲者》作序，我很想去拜访请教，所以托见过李老的张伟兄帮忙。后来，我真的和从金山回到上海的李老见了面、合了影，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分手时忘了一件事：潘汉年那篇《新评论》上的通信，如果来得及，周四下午见面时给我一份复印件（如果来不及，能不能破例一次？）

烦请尽快打听南京路总馆藏的《亦报》《大报》能否查阅并告知我。非常感谢！

子善 8.26

这封信写于1986年8月26日，可见当时我们联系十分频繁。我一方面继续为潘汉年的《牺牲者》查找新资料，另一方面询问如何查找1950年代初的上海《亦报》《大报》，开始搜集周作人集外文，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伟兄的密切配合。

十分抱歉。我去苏州出差，昨天刚回来，郭沫若的文章还没写完，请再等几天。

编“狮吼社作品选”的事，已和钱先生当面谈过，他原则上同意了，具体事宜再商议。这套书已出版的几种我已找到，之后当面给您。

有件急事。1933年10月15日《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现代文艺研究社的《征求社员》和一篇《后记》，烦请您明天上班时从这两篇文章中摘录一些主要内容，立即寄给我，希望明天下午或后天上午能收到。

子善 11.27晨

这封信写于1986年11月27日。信中告知张伟兄，邀请他编狮吼社作品选一事，已得到“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主编钱谷融先生的批准。这是张伟兄继《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先生主编，张伟兄为两位副主编之一）、《缪崇群散文选集》之后所编的第三种近现代文学选本。这部《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于2002年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一次虽历时长久但颇为成功的合作，也是这套社团流派研究丛书中唯一非高校研究人员编选的成果。

张伟和陈子善为他俩编辑的《海派》创刊号签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投入较多精力研究张爱玲，张伟兄给予了大力支持。张爱玲成名后，1944年3月发表了《存稿》（后收入散文集《流言》），文中回忆“中学快毕业时，在校刊上发表了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与《霸王别姬》”，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我从她中学老师汪宏声的回忆文中得知她曾在该校的中文小刊《国光》上发表了《霸王别姬》。我想从《国光》入手寻找张爱玲中学时期的习作，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国光》。我先去了已并入上海市第三女中的圣玛利亚女校，没想到对方不对外开放。我失望而归后，突然想到问问张伟兄，他说：我们这里就有《国光》，你随时来看。我立刻赶到徐家汇藏书楼，收获颇丰。所以，如果没有张伟兄的提示和帮助，这批张爱玲中学习作可能要晚好些年才会被发现。

张伟兄对我张爱玲研究的支持远不止于此。他还送过我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上映的说明书。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后，有一次闲聊，他笑着说：老兄写了不少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我最近看到一批与张爱玲有关的照片，也能写一篇了。我自然十分欢迎。收到他这篇题为“导演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释读：关于张爱玲及文华影业公司”的长文后，我不禁拍案叫绝。这是一篇研究张爱玲抗战胜利后转向电影编剧的力作，填补了张爱玲研究的空白，还开启了从图像切入研究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新方向。我马上将其发表在2019年10月《现代中文学刊》第5期。张伟兄的这篇文章为《学刊》增添了光彩。

张伟、陈子善、周立民在《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发布会上

张伟兄为《现代中文学刊》增光的事不止这一件。2015年6月至2020年2月的《学刊》连载了他发掘整理的现代作家傅彦长1927、1929、1930和1932至1933年的日记。傅彦长的这部日记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他的饮食起居、读书观影、写作经历、文坛交游等，对研究1930年代的上海文人和海派文学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张伟兄所说，傅这部日记“为观察当时社会和文人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傅彦长日记》的连载，让《学刊》获得了更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仁的关注。

现在该谈谈张伟兄这部自选文存了。张伟兄去世后，他的儿子舒萌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这部书稿的目录和大致编好的书稿，由此可知这是张伟兄生前自己编定的自选集，十分珍贵。这部文存经过整理，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可惜张伟兄已无法亲眼看到。

《张伟自选文存》分为“沪上年华：上海近代都市人文记忆”“纸韵悠长：近代文人文学考察纪略”和“光影传奇：上海近代影人影事随笔”三辑四大卷。张伟兄自1985年10月在《抗战文艺研究》上发表《呈献了血和生命的天虚》后，笔耕不辍，著编不断，还曾和我合作发表对郭沫若集外文的考证。他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起步，不局限于此，而是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开拓研究领域，引领新的学术潮流。从近现代文学到电影戏剧，从小校场年画到土山湾历史，还有杂志、副刊、日记、书信、手稿、字画等，张伟兄都有涉猎，不断有新发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这部四大卷的文存集中展示了张伟兄持续的学术追求和辉煌的成果，其中不少佳作我重读仍深受启发。我认为，凡是研究上海近现代文学史、电影史、美术史、城市史和整个上海近代以来文化史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

《张伟自选文存》中有一篇张伟兄回忆与我交往的长文，看似与全书体例不太相符，仔细一想，才明白张伟兄除了回顾我们的交往，还有更深的用意。此文着重介绍了我们走访改革开放后还健在的海上文坛前辈，请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在自己当年主编的文学刊物创刊号上题词这件事。这是张伟兄了不起的创意，对抢救文学史料意义重大。所以他把此文编入书中，以这个例子提醒读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要重视第一手文学史料，不能以假乱真、以偏概全。《文存》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启示，有待读者细细体会。

我比张伟兄大八岁，承蒙他看得起，他的第一本著作《沪渎旧影》（2002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初版）是我写的序。后来他的《近代日记书信丛考》（2019年9月上海大学出版社初版）、他编的叶灵凤著《书淫艳异录》（2013年1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的序也都是我写的。我大概是为他写序最多的人，这也体现了我们友谊的深厚和长久。《张伟自选文存》本应由他自己写序，好好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然而，他已离世，作为老友，我义不容辞，写下此文，深切怀念这位学术挚友。而我在张伟兄生前竟没请他为我的著编写一篇序，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2025年9月27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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