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国际电影节获奖导演齐聚平遥影展分享创作感悟

左起:克里斯提安·琼、霍猛、蔡尚君、毕赣、王庆锵
9月25日,在导演贾樟柯的“撮合”下,凭借《生息之地》摘得柏林最佳导演的霍猛、以《狂野时代》获戛纳特别奖的毕赣、将辛芷蕾送上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宝座的《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三位手握今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荣誉的中国导演,相聚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他们与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柏林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围坐一堂,同观众分享近几年的创作感悟与征战国际电影节的经历。
主持人贾樟柯用“各有锋芒却同守初心”概括三位导演的创作特点。他认为:“或许他们作品的高光能让我们意识到,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华语电影依然在创作上处于一个‘黄金时代’。”
霍猛从2018年的《过昭关》开始就聚焦农村题材。他表示:“我拍《生息之地》,是想记录中国人与土地几千年来的情感联结。我们是农业国家,吃穿住行都来自土地,上世纪80年代的村庄还保持着秦朝以来的耕作方式。可机械化、科技化以来,年轻人成了家庭主力,传统孝老爱亲的关系在微妙变化,但那些勤劳、坚韧的品质还在,我想把这种‘交锋时刻’拍下来,既是寻根,也是观照现在。”
蔡尚君此前的《人山人海》《冰之下》多展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沉浮感。从《日掛中天》开始,他从关注外在现实转型至关注“心之苦”。《日掛中天》抛弃了因果叙事,用人心念头的瞬息万变推动影片发展。蔡尚君坦言,起初担心“中国式情感伦理难被西方观众理解”,但在威尼斯展映后他欣慰地发现,“痛苦与欢乐的人性共通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共情。”
如果说蔡尚君描绘的是当代人的心理状态,毕赣从导演首作开始就在用影像“造梦”,今年令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喜不自胜的《狂野时代》亦是如此。毕赣觉得梦境是人的本能:“原始人夜里没有光,大脑靠梦境维持视觉,电影和梦境的意义太像了。我想让年轻人在黑暗里,也能看到电影的光。”
三位导演今年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载誉归来,大大鼓舞了行业士气,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的勃勃生机与无限潜力。柏林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直言,有人说外国人不喜欢中国电影,这是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他看来,中国电影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哪怕前几年行业处境艰难,导演们虽嘴上说困难,但“叹气之后,电影还是拍出来了,这是非常荣耀的”。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也表示,现在提交电影节的中国影片不仅数量增多,不少作品还有着年轻人独有的锐气。
尽管当天烈日暴晒,活动现场仍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影迷、影视专业学生和青年创作者。面对大家的踊跃提问,三位导演真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当被问及拍摄遇到困难怎么办时,毕赣坚定地回答:“拍电影是因为喜欢,不是因为行业火爆。在这一前提下,所有困难都不应该前置,拍电影就是要解决困难。”
关于选演员是否考虑人气,三位导演一致认为合适才是首要条件。毕赣谈到与易烊千玺在《狂野时代》的合作时,认为易烊千玺能理解角色的“迷魂感”,“人气是加分项,但优秀是前提。”蔡尚君也表示,首先要与角色契合,再考虑演员人气,不然演员和角色分离,拍不出好作品。
青年创作者常因缺乏生活阅历与社会经验而陷入没有灵感的困境。对此,三位导演分享了小妙招:蔡尚君引用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观点“不是发掘故事,是用新眼光看日常”,通过一个杯子、一束光,找到人与物的隐秘连接,故事就来了;毕赣鼓励青年创作者慢慢建立自信,坚持把灵感碎片写成剧本,结构会慢慢浮现;霍猛则建议“多阅读、认清楚自己擅长什么”,“电影是认清自己的工具,找到方向坚持下去,自然会遇到同类观众。”(北京晚报记者 袁云儿)

左起:克里斯提安·琼、霍猛、蔡尚君、毕赣、王庆锵
9月25日,在导演贾樟柯的“撮合”下,凭借《生息之地》摘得柏林最佳导演的霍猛、以《狂野时代》获戛纳特别奖的毕赣、将辛芷蕾送上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宝座的《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三位手握今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荣誉的中国导演,相聚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他们与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柏林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围坐一堂,同观众分享近几年的创作感悟与征战国际电影节的经历。
主持人贾樟柯用“各有锋芒却同守初心”概括三位导演的创作特点。他认为:“或许他们作品的高光能让我们意识到,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华语电影依然在创作上处于一个‘黄金时代’。”
霍猛从2018年的《过昭关》开始就聚焦农村题材。他表示:“我拍《生息之地》,是想记录中国人与土地几千年来的情感联结。我们是农业国家,吃穿住行都来自土地,上世纪80年代的村庄还保持着秦朝以来的耕作方式。可机械化、科技化以来,年轻人成了家庭主力,传统孝老爱亲的关系在微妙变化,但那些勤劳、坚韧的品质还在,我想把这种‘交锋时刻’拍下来,既是寻根,也是观照现在。”
蔡尚君此前的《人山人海》《冰之下》多展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沉浮感。从《日掛中天》开始,他从关注外在现实转型至关注“心之苦”。《日掛中天》抛弃了因果叙事,用人心念头的瞬息万变推动影片发展。蔡尚君坦言,起初担心“中国式情感伦理难被西方观众理解”,但在威尼斯展映后他欣慰地发现,“痛苦与欢乐的人性共通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共情。”
如果说蔡尚君描绘的是当代人的心理状态,毕赣从导演首作开始就在用影像“造梦”,今年令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喜不自胜的《狂野时代》亦是如此。毕赣觉得梦境是人的本能:“原始人夜里没有光,大脑靠梦境维持视觉,电影和梦境的意义太像了。我想让年轻人在黑暗里,也能看到电影的光。”
三位导演今年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载誉归来,大大鼓舞了行业士气,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的勃勃生机与无限潜力。柏林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直言,有人说外国人不喜欢中国电影,这是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他看来,中国电影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哪怕前几年行业处境艰难,导演们虽嘴上说困难,但“叹气之后,电影还是拍出来了,这是非常荣耀的”。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也表示,现在提交电影节的中国影片不仅数量增多,不少作品还有着年轻人独有的锐气。
尽管当天烈日暴晒,活动现场仍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影迷、影视专业学生和青年创作者。面对大家的踊跃提问,三位导演真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当被问及拍摄遇到困难怎么办时,毕赣坚定地回答:“拍电影是因为喜欢,不是因为行业火爆。在这一前提下,所有困难都不应该前置,拍电影就是要解决困难。”
关于选演员是否考虑人气,三位导演一致认为合适才是首要条件。毕赣谈到与易烊千玺在《狂野时代》的合作时,认为易烊千玺能理解角色的“迷魂感”,“人气是加分项,但优秀是前提。”蔡尚君也表示,首先要与角色契合,再考虑演员人气,不然演员和角色分离,拍不出好作品。
青年创作者常因缺乏生活阅历与社会经验而陷入没有灵感的困境。对此,三位导演分享了小妙招:蔡尚君引用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观点“不是发掘故事,是用新眼光看日常”,通过一个杯子、一束光,找到人与物的隐秘连接,故事就来了;毕赣鼓励青年创作者慢慢建立自信,坚持把灵感碎片写成剧本,结构会慢慢浮现;霍猛则建议“多阅读、认清楚自己擅长什么”,“电影是认清自己的工具,找到方向坚持下去,自然会遇到同类观众。”(北京晚报记者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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