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人生的快速法门:慢下来
物道君语:
驰而不息,慢而有成。
世人都渴望快速见效、成功和获利,但生活并非一场单纯的竞速赛,并非越快越好。
相反,真正的智慧在于领悟“慢”的力量。这并非迟钝,而是一种沉淀,一种留白。
在快节奏思维的压力下,人容易浮躁、急躁和迷失。此时,不妨对自己说一声:“且慢”。

图|物道 ©

《礼记》中说:“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就深刻理解这个道理。
在父亲的生日宴上,曾国藩因说话快且口无遮拦,得罪了同僚郑小珊。他在郑小珊面前夸夸其谈、得意忘形,引发了两人的争吵,曾国藩“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导致郑小珊愤怒离开。事后,他十分懊悔,第二天便登门道歉,两人才冰释前嫌。
曾国藩仕途传奇,祖上三代无名望,也无权贵亲族,在官场上毫无根基的他却能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至二品,升官速度堪称道光朝第一。
这得益于他“慢语”的原则,他还将此写入家训:“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所谓慢语,是为避免情绪主导,冲动之下说出无法挽回的话;是为留意当下情况,说出合适的言语;是为让思考先于语言,避免词不达意。
说话是本能,慢语则是一种修行。当言语有了“慢”的沉淀,人生的格局和气象也会悄然改变。


弟子子夏去地方做官,临行前孔子告诫他,为官最忌一味求快,否则容易坏事。
这就是《论语》所说的“欲速则不达”。
追求速度的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王安石拜相后,在全国推行新法,只求立刻见效。他在短短几年内推出青苗法、免役法等十余项新法,还以执法效果作为官员晋升依据。
原本想利国,却成了苛政。
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严重剥削贫民,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王安石以是否支持变法作为用人唯一标准,苏轼等为百姓做事的“异党”遭到多次贬谪。
“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听政,立刻废除了变法,令人叹息。
驰而不息,慢而有成。只有慢行,才能周全考虑,找到最优解;才能在行动中不断反思,确保方向不违背初衷;才能让事情长久进行,避免半途而废。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真正的成就,往往来自稳健而持久的慢行。

图|pexels-satoshi ©

什么是慢思?
正如《韩非子》所说:“思虑熟,则得事理”。
思考过快,往往只能得到浅薄的道理,考虑不周全,又怎么会有正确的言行呢?
比如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入狱面临生死抉择。
是像历代文人志士一样以死明志,还是接受腐刑以免一死,完成史书创作?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腐刑的耻辱比死亡更严重。
司马迁在狱中经历了痛苦的慢思,最终选择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死很简单,也是一种解脱,但如何死得有价值,才值得思考。
正是因为司马迁深思熟虑,才有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如果他对生死的思考浅尝辄止,选择一死了之,历史将会失色很多。
思考最忌浮光掠影,慢思之后,才能为困境找到解决办法。最怕的是浅思之下仓促行动,往往事与愿违。


俗语说:“心定事圆”。
所谓心定,就是拥有一颗慢心——这不是怠惰之心,而是不为外界干扰、不被世俗裹挟的定力和恒心。
“三苏”之一的苏洵就是拥有慢心的典范。
苏洵第一次参加乡试举人考试落榜,27岁时焚毁数百篇旧稿,决心从头开始。他在屋里苦读六七年,之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
与苏轼、苏辙相比,苏洵读书天赋或许不高,但他有一颗慢心,既不急于求成放弃仕途,也不被世俗言论左右而改变初心。
落榜后,他继续闭门研习诗书经传、诸子百家,访师问道,终于在48岁时带着《权书》《衡论》拜见欧阳修,被赞可与刘向、贾谊媲美,名动京师。
如果苏洵没有慢心,苦读几年没成果,在乡亲的嘲讽下放弃读书仕途,又怎能与二子同列“唐宋八大家”呢?
慢心,是气定神闲、富有毅力、无畏世俗的心。

慢语可避免口不择言,慢行能防止半途而废,慢思能避免冲动行事,慢心可免受俗人干扰。
正如鲁迅所说:“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
做到这“四慢”,何愁不能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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