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启示：以主播为切入点认识新就业群体

原创 董晨宇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07月31日 09:03 北京

2020年初，我开启了对网络主播的田野调查，最初主要源于人类学研究者本能的好奇——为何有人会冲动地送出价值千元的虚拟礼物，主播为观众提供的价值又该如何描述？我在五个主播的直播间当了12个月“场控”，协助主播维护秩序；我的合作者王怡霖老师则选择成为主播。我们认为，人类学经典田野点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与秀场直播的虚拟房间本质上并无不同。

我和王怡霖老师的田野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四年，从直播间到线下公会，再到长沙和重庆的直播街，研究议题从关系劳动逐渐拓展，涵盖从美颜技术到田野方法等方面，不过大致都是从微观细节进行深入描述。研究过程中一直有个隐约目标：平台经济如同一艘壮观巨轮，田野工作的价值不在于赞美其壮观，而在于深入巨轮内部，感受每颗齿轮的节奏与压力。2024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网络主播增设为“新职业”，这意味着网络主播在国家正式职业分类中有了一席之地。此时，我们的田野工作从微观研究中抬起头，找到了更清晰宏观的社会价值：作为新就业群体一员，网络主播面临哪些挑战，又如何走向成熟？

当下，对网络主播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是将网络主播视为劳动问题。有研究关注秀场主播在舆论下的职业污名，也有研究关注主播高强度劳动下的“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聚焦算法如何重构秀场主播的劳动过程，如通过数据可视化、实时排名和打赏机制，形成算法规训与自主策略的动态博弈。

二是将网络主播视为性别问题。在秀场直播领域，女性一直是前台重要劳动者。传播学者叶蓁等人将女性主播的劳动实践称为“性别化的关系劳动”，常与“凝视”“剥削”等词相关。女主播的工作也被视为典型的性别化表演。近两年，也开始出现对男性主播的专门研究，将江湖意识形态纳入观察视野。

三是将网络主播视为组织问题。中英文文献中有大量关于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的研究，但大多只是表面分类。值得一提的是，潘莹将中国本土直播机构与“拟制的家”概念相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想象力。

现有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但也存在一些被忽视的盲点，可称为“连通性问题”。也就是说，关注主播时，不能只关注其可套入的研究议题，而要将主播放置在更宏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我认为研究者可以主播为锚点，横向和纵向延伸，挖掘更全景式的理论潜力。

一方面，以主播为起点横向展开，全面理解平台经济中的新就业群体。比如，我此前研究发现，直播公会和外卖平台的第三方合同商类似，它们都是平台经济的中介，连接了平台和劳动力，这有助于理解新就业群体的法律关系和劳动形式。同理，直播公会与MCN的类比也可能带来启示。将主播、网红、外卖员等劳动者放在“新就业群体”框架中横向对比，或可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但目前研究大多“各自为战”，易陷入细碎问题。

另一方面，以主播为终点纵向展开，梳理历史参照坐标。与网络主播研究的火热现状相比，对这一职业群体的历史梳理却很空白。比如，理解主播要追溯到2006年左右语音实时在线聊天软件的出现；理解直播公会和MCN要从2010年前后活跃的配音团体“YY家族”说起。追溯是为了将直播作为“中国问题”，从现代化脉络中理解这一群体的“中国性”和“东亚性”，从而回答娱乐直播为何在中国和东亚社会尤其兴盛这一重要却未被关注的问题。现实困难是相关历史记录稀缺，通过从业者口述史“拯救”这些历史碎片就显得尤为重要。

直播产业的田野调查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一社会群体。但研究深入后，微观体察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近年相关研究产生了大量“细枝末节”的经验证据，拓展研究图景却艰难又迫切。当我们试图理解主播时，要理解的不仅仅是主播的个体命运。我们既要记录职业视角的“切片”，更要与其他切片并置，从更广阔维度提供时代的“速写”。

告读者

“社会调查”版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计民生的焦点、热点、前沿问题，期望准确识别研判“问题”、总结提炼“办法”；立足中国实践，力求见人见事见思想，用生动鲜活、有思想有温度的文字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人民心坎里，助力统一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本版拟设“深度调查”“实践启迪”“问计于民”“编辑手记”“读者来信”等栏目。诚邀赐稿！来稿请注明投稿栏目。投稿邮箱：dcyj_sscp@cass.org.cn。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实践启迪 | 以主播为锚点理解新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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