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来了：什么是社会企业？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

2021-05-17

来源丨领教工坊（ID：ClecChina）

作者丨徐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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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益与商业的关系

先画一个“光谱图”，对公益和商业投入产出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即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进行排列，公益在左，商业在右。

左边花钱，右边赚钱；左边偏重于社会效益，右边偏重于经济效益。处于最左端的，是捐出钱财做慈善的公益，极端表现是一掷千金，滥行布施；处在最右端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极端表现是唯利是图，急功近利。

公益向右，从布施钱财到注重投入产出效益；再向右，强调资金投入是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力；再向右，公益服务可以收费，比如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与商业很相似。

但商业分配利润，公益组织的收入不分配利润，故称为“非营利性组织”；再向右，公益转变为商业模式，成为社会企业。

商业向左，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在商业活动中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兼顾股东、消费者、环境和国家利益；再向左，从企业社会责任升级到企业战略公益，把公益渗透于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再向左，用影响力投资于社会企业，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以社会利益为先，把赚钱放在第二位。

在这个光谱图的中间地带，公益与商业的边界渐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模糊地带正是社会创新的精妙之处：活力空间，混沌所在。

如果规定公益与商业只能是泾渭分明，乃至将之视为水火不相容，如果用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祖宗法则来对待新的变化，用道德窥探、道德绑架和道德审判来对待公益与商业的革故鼎新，不亚于冷不防冲出一群社会创新的“杀手”。

在社会创新的“混沌地带”，创新者很容易被“他杀”，如果自己也被世俗势力困扰和绑架，患得患失，没有与之对抗的勇气和能力，则可能走向“自杀”。

《庄子》的“混沌之死”早就给出警示：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意思是说，倏、忽二帝居南北，混沌之帝居中央（光谱图甚合此景）。倏、忽二帝要报答混沌的恩德，就说，人都有七窍，唯独混沌没有，让我们帮他凿出来吧。于是，善良的混沌在7天之内就被这两位好心人弄死了。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清楚， 尽管价值趋同，但公益与商业组织的性质并未改变。

2 商业如何向左

2017年年初，我在“好未来‘希望在线’教育公益平台发布会”上的发言中，引出了我的一段回忆。

我做希望工程的时候，有人喊口号：“救救孩子。”我说这个口号不对，受教育是儿童的权利，我们是还他们应有的权利。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一个梦想： 用信息化手段给农村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尽管尝试了一系列手段，但我的梦没有做下去。毕竟，靠捐赠的免费公益是“烧钱”的模式，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的投入；而政府主导的项目也一直很难切中真正的痛点——教育部门“校校通”推行了那么多年，花钱不少，都乏善可陈。

我曾去过一所希望小学，校长告诉我，他们砸锅卖铁建起了电脑教室，因为在学校的评估中，如果不建电脑教室就算不达标。办了电脑教室，电脑却没有开过机。

为什么？学校花不起电费，也没有懂电脑的老师，更缺少教育信息资源，电脑教室就是摆样子。从建成到现在，电脑就是用布盖着，最近有收破烂的来了，学校老师说电脑好多年了，没有什么用了，50元一台给你收掉算了。他们正在纠结，不处理放在那里也没有用，处理的话，还可以拿回一点钱。

困在我心中整整20年的纠结终于被一家教育公司解开了。这家公司叫“好未来”，它有一个“希望在线”网站，打算用它做教育信息化公益模式，把公司开发的优质课件和老师的讲授，通过互联网输送到农村，特别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共享。

对于这个想法，我的评价是：“好未来让教育公平从天而降。”但好未来公司及其基金会在项目设计中存在一个做不好也做不大的致命误区： 完全免费，因为是做公益。

为何免费是致命误区呢？我与好未来公司创始人张邦鑫讨论时说：“好未来的教育信息产品给农村贫困孩子共享，固然边际成本很低，但项目的推动毕竟是有成本的。”

张邦鑫说：“对啊，带宽占用成本不低。”此外，还有课程的再开发成本和落地推广的成本。好未来公司再有钱，但是做得大，亏得多，做着做着就支持不住了，结果也就是玩了一场“公益秀”而已。

因此，我的建议是，支持农村教育信息化的模式，无论定位公益，还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者称为企业战略公益，无论任何模式，都必须收费。

免费是做不大的，你可以免费做一个县、两个县，社会责任也算有交代了，但是几千万、上亿名农村中小学生需要良好的教育信息化资源供给，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有效供给，只有做大才有意义。

好未来“希望在线”所要做的，正是“商业向左”的模式，但全免费就走到“极左”路线上去了，必定行之不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好未来的公益模式可以叫作企业战略公益。

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这是社会责任的根本所在。企业参与社会公益，1.0版是捐钱，授人以鱼；2.0版是帮助穷人做出改变，授人以渔；更高层次为企业战略公益，是指企业把它的公益行为渗透到产品和服务中，渗透于供应链上下游当中。

比如，我看到中城联盟几十家大型房地产企业推出一个“绿色供应链白名单”，就是说他们供应给上游的产品或材料一定是绿色产品。类似这样的模式就是企业战略公益，把环境保护融入供应链。

中国有14亿人口，有这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更多的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融入商业模式中，惠及更广大的人群，形成长尾效应，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造福社会。

3 社会创新五部曲

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总找我，请教如何办一个公益基金会，为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群体服务。这位老总姓吴，从事物流行业管理工作30多年，对卡车司机有很深的感情。

3000万卡车司机兄弟（中国卡车司机以男性为主，其中重卡司机中男性占99.4%、中卡司机中男性占97.1%、轻卡司机中男性占95.7%），承载着中国物流75%的运输量，他们每年为每个中国人平均运输2吨货物，每天的劳动都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全国4.3亿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

吴总告诉我，卡车司机大多来自农村，大部分人都是个体户，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从事的是一份高危险职业，缺乏一套社会保障系统。一些司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死亡后，一个家庭就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据《中国卡车司机生存现状蓝皮书》，卡车司机一年中有80%以上的时间行驶在路上；跑长途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车上睡觉，一两个月才能在床上睡一次；50%以上的人患有颈椎病和胃病；他们当中只有58.9%的人购买了保险，他们需要生活上的关怀，更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为此，他想要成立一家基金会，专门救助这些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及其家庭，比如帮助他们的孩子读书，帮助他们的老人老有所养。我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靠募捐。

基金会需要募捐多少钱才能有效服务于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我看来，完全用捐款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要不断“烧钱”，这不可持续，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要改变思路，积极开发这个群体特有的资源，自己生财，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

基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了社会创新五部曲。

第一步，公益铺路

对交通事故的伤亡救助，可以通过募集互助金来解决。

首先，基金会应争取获得慈善组织公募的资格，动员卡车司机自愿捐献互助金。假定月捐5元，一年60元，这对他们不是很大的负担；假定有100万卡车司机加入，一年即可筹集6000万元。这笔互助金的捐助对象不管是不是捐赠人，如果捐赠人发生伤亡事故就有优先受助权。

其次，基金会可以开发“卡车司机之家”App，真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生活指导、消费导航和业务信息共享。

基金会设立的公益驿站可以为沿途卡车司机的吃、住、社交、娱乐提供温暖服务——公益布点比商业布点容易，有了规模自然会带来商业价值。

而且，卡车司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马路天使”，或者成为志愿者，在车上贴“宝贝回家”寻子公益广告——这些行为都会赢得社会尊重。

第二步，商业跟进

互联网商业需要大量风险资本投入，通过“烧钱”获取用户，成本很高，风险很大。而一个为3000万卡车司机服务的基金会，只要真心诚意为自己的目标群体服务，就能获得信任，成为“卡车司机之家”，形成服务网络。

除了公益救助等服务，还可以把客车司机作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延伸服务不是免费的，而是质优价廉的商业模式。能做的事情很多，商机无限，就凭你的想象力了。

第三步，产业化扩张

服务必然产生经济效益，有效益、有网络、有规模就会有投资，就进入了产业化扩张阶段。引进社会投资，是产业化扩张的必然选择。

第四步，可持续发展

基金会的公益需要捐赠资源的不断投入，资源不断消耗，而规模又受限，就难以持久。但有了前三步，这个基金会肯定财源滚滚。唯其如此，你的服务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实际上，当你做到了公益目标和商业手段一起抓，两手都硬，然后超越公益，也超越商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头并进，可持续发展就不成问题了。

第五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公益创新空间很大，但往往做不大。

好的公益项目总是小打小闹，不入主流，逃不出边缘化的命运。明明公益里面有商机，但踏入此门就羞于言利，视商机为畏途，错失多少贡献社会的良机。

殊不知，管理大师德鲁克讲过： “只有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4 社会企业弥补社会失灵

社会由三个部门组成，即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三个部门都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显其能，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境界，但三个部门有时会出现“失灵”。

先说企业。给消费者提供安全、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创造就业机会，依法纳税，是企业的基本责任。

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离不开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今天困扰社会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劳动者权益侵害问题等，“主谋”也是企业。

这些问题的大量出现，叫作“市场失灵”。当市场失灵了，也就是说企业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政府干预解决。

但政府也会出问题，比如对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督检验不力，导致危害人民健康的食品在市场上屡禁不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实际上政府的责任也非常大。这就出现了“政府失灵”。

此时，需要既非企业又非政府的第三部门发挥作用，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第三部门应该发挥监督、维权、倡导、服务的作用。

但在中国，第三部门很弱小，能力不够，效率不高，加上政社不分，行政化，面对大量社会问题，第三部门也存在失灵的可能。

行业协会、商会失效，是三个部门失灵的集中体现。它们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本属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其职能是充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代表行业利益，建立自律机制，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推动政策的改变，尤其是在市场和政府失灵时发挥作用。

但中国逾10万家行业协会和商会，普遍政府背景深厚。政社不分导致行业协会、商会“人格分裂”，到底代表政府还是代表行业搞不清楚，监督缺位，自律缺失。

2008年，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震惊国人，就是典型的案例。首先是全国数千家乳品企业为抢占市场，导致打价格战的自杀式恶性竞争，偏离成本的低价销售把行业引向不添加三聚氰胺就被淘汰出局的歪路。

这时候，政府应行使监管责任，行业协会应制定行规，通过自律机制来规范行业行为，避免恶性竞争。

对这一事件，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个行业有自律吗？没有。这个行业有两个协会，一个是农业部主管的中国奶业协会，一个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两个协会会长都是副部级干部。也就是说，两个协会都不是自律联盟。因为有权力在里面，好多东西都失去了规则，没有按市场规则来做。这个行业出乱子，协会有很大的责任。”

三个部门的失灵不仅反映在有诸多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上，还反映在有大量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上。我从养老领域切入来分析三个部门是如何失灵的。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7%或者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0%，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阶段。

据统计，我国2015年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067万；2025年，60岁以上的人将达到3亿，占人口比例超过21%，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因为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老龄化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怕。目前，我国城市老年空巢家庭占54%，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也已接近半数。60岁以上失能和半失能（包括失智）的老年人约3500万。

然而，中国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非常滞后，市场供应严重短缺，与老龄服务的需求形成巨大反差。

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几年前的研究报告，养老市场需求100，而有效供给只有10；据民政部官员说，中国至少需要1000万养老护理人员，现有合格养老护理员仅30万人，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不足10万人。也就是说，养老专业护理人员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1%。

我国养老服务体制是公办、民办公益和商业三种模式并存发展，但对应的政府、公益和市场部门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导致该行业发展严重落后。

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却难做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趋利不愿做。

三个部门都失灵，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不是公益组织，但与公益组织一样，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企业要有利润，但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社会企业弥补了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这种商业模式与三个部门既有关联又超越了这三个部门，有“第四部门”之称。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社会企业在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能在坚持使命导向的同时保持财务的可持续发展。

5 蓬勃发展的社会企业

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出现了不少服务对象为穷人、做穷人市场、赚穷人钱的社会企业，有的规模大得惊人，中国同类型社会企业难以望其项背。

印度案例

一位名叫德维·谢蒂的心脏外科医生在印度20个地区建立了32家专科医院——Narayana Health(NH)，共雇用1850名医生，每年完成全印度12%的心脏手术。

在美国，一台心脏手术平均需要90000美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而在谢蒂医生的医院，心脏手术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同样十分先进，费用却在1800美元（约合12000元人民币）左右，只有美国的1／50，手术成功率高达98%，还高于美国。其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死亡率仅为1.4%，而美国的平均水平是1.9%。

德维·谢蒂博士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做了心脏外科医生，一次，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在他的医院住院，修女在重症监护室看着一个小婴儿，就对德维·谢蒂说：“医生，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了。上帝创造这些心脏有问题的孩子时，他意识到自己出了差错，所以把他们送到你这里，让你纠正他的错。”

这是对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最好的定义。受特蕾莎修女的感召，德维·谢蒂博士开始致力于创办一所穷人能负担得起的治疗心脏病的医院。他用天才般的管理流程，设计创造了高质量与低收费的“破坏性”创新模式。

重要的是，这是一家营利性医院，投资者包括摩根大通和柏瑞投资公司。医院在极大降低治疗费用、为社会提供福利的同时，还能实现7%的利润率。

反之，如果没有利润，就不会有投资，也就不可能创造世界上规模最大、收费最低的心脏病救治的医疗奇迹。

有意思的是，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科医院，也是一家社会企业。这家高水平的眼科医院根据求治者的贫富差别，分高收费和免费两种模式，用富人的钱帮穷人治病。

据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一年内的统计，亚拉文眼科医院执行了349274例眼部手术，其中178984例为免费——免费治疗占了一半以上。

孟加拉国案例

孟加拉国有一家名为BRAC（农村发展委员会）的非营利性机构，由法佐·哈桑·阿比德于1972年发起成立。这家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公益组织在孟加拉国有1800多个办事处，项目涵盖了教育、医疗、人权、法律、经济发展、环境、农业、小额贷款等多个领域。

2004年，BRAC所操作的各类项目惠及全国64个地区、78%村庄的近1亿人，为全国创造了635万个就业机会。

英国媒体评价它“像做生意一样运作NGO”。自1978年BRAC开设了第一家零售店到今天，由BRAC运作的社会企业包括服装、印刷、蚕桑、茶庄、乳制品、冷藏、包装、饲料加工、奶牛养殖等产业，还在世界各地开了专卖店。

在社会企业的收益中，BRAC拿出50%用于发展公益项目，消除贫困；剩下的50%则用于扩大企业的再生产。

BRAC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私立教育系统，为70多万名穷孩子提供大规模的正规教育。为了保证教学质量，BRAC选择的教师往往是具有10年教育经验的老师。

2012年，BRAC支出4.22亿美元，其中捐赠等外来资金只占了27%。这一年，BRAC还为孟加拉国的财政贡献了6838939美元。

非洲案例

另一个社会企业传奇正在非洲发展，一位与中国有渊源，名叫香农·梅（Shannon May）的美国女孩，在肯尼亚办了一所“桥梁（Bridge）国际学院”，把世界级的教育带给全世界最贫困的孩子。

香农·梅的想法来自中国东北号称可持续发展“世界第一村”的黄柏峪。2005年，她和一群理想主义者在黄柏峪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她在这里学会了在地里干活，与当地人唠嗑，客串婚礼主持，担任出庭代理律师等。虽然村子里生活艰苦，但是香农能感受到人与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在这里，她对贫困、教育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还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梦想，要把世界级的教育带给全世界最贫困的孩子。但她不在中国“做梦”，而是跑到了非洲。

2008年，香农·梅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Bridge科技公司，即桥梁国际学院，研发能快速复制的教育系统：修建学校+课程研发+教师培训。

所有桥梁国际学院的学校都是标准化修建，每一间教室的配置与预算都标准化；总部专家负责准备每一堂课的核心内容，老师上课统一按智能平板教学应用系统的内容讲授和板书，避免因老师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对教材理解及重点把握出现差异。

桥梁国际学院的学费是每月6美元。公立学校的学费为每月12美元，而教师的缺勤率高达47%，且65%的教师都不合格，教育质量很差。

不到10年，被誉为“教育麦当劳”的连锁、低价、优质的桥梁国际学院迅猛发展，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连锁私立学校。到2016年7月，桥梁国际学院的校区总数已达472个，并继续以每2.5天新增一个的速度扩张。2025年，桥梁国际学院计划为12个国家的1000万儿童提供优质而低价的学前和小学教育。

相较而言，做穷人市场、赚穷人钱的社会企业，为何在中国很少见？即便有，也是小打小闹？

因为国情不同。上述国家比中国穷，穷人市场更大，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扶贫领域的财力投入也没法与中国相比。

另外，我国有许多准入制度，NGO、企业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无法和上述国家相比。还不得不说，中国一边道德严重滑坡，一边盛产“道德家”，社会创新很容易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创新文化环境差，也是社会企业难以做大的重要原因。

但正如我一再说明的，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中国面临这么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有那么多社会痛点要克服——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

当然，中国在许多与公共服务相近的领域已经存在数量可观的准社会企业，加上社会创新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发展大潮已经汹涌而至。

6 打败市场指数的影响力投资

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广告屏幕上，曾有一则很吸引人的广告，来自英国的“道德银行”——特里多斯银行（Triodos Bank）：

股票看起来是衡量我们生活状态的最重要的指标，股票升值意味着开心，股票下跌意味着悲伤。但是事实上，除了金钱之外，收获和损失也有很多其他含义。

特里多斯银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我们是最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我们投资那些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企业，例如：公平贸易、有机农业、太阳能、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

现在你可以选择成为我们银行的核心成员，投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追随你的内心，发挥你的才智。

特里多斯银行是英国著名的影响力投资银行。我曾造访这家位于苏格兰的银行，听行长介绍，因为坚持有社会使命的投资理念，在遭受金融海啸袭击、许多银行倒闭的情况下，这家银行依然保持良好业绩，它增发的股票被投资者抢购一空。

多米尼400社会指数是被称为“华尔街的金融改革家”的多米尼女士于1990年开发的。该指数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选取了400家公司，最初运作的10年（1990年5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的平均年收益率为20.83%，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年收益率仅为18.7%。

在美国经历了金融海啸之后的2010年，针对多米尼400社会指数所做的收益20年报告表明，400家企业的收益20年来累计涨幅超过5倍，涨幅高于标普500指数70%，这是社会责任投资创造的财富神话。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1995年为639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了2.71万亿美元，规模增长了324%。

多米尼400社会指数绝不是社会责任投资打败市场唯一的例子。日本的社会责任指数——MS-SRI的成绩更为惊人，该指数自1993年创立至2006年的累计回报率已超过东证股价指数（TOPIX）5倍。

MS-SRI指数是国际权威评级机构Morningstar从日本国内的上市公司中筛选150家在社会层面获得较好评价的优秀企业的标准。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和摩根士丹利联合发布《2016年影响力投资报告》称，参与调查的156家影响力投资机构旗下共管理着774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资产，近半数资产位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15年的7551个影响力投资交易中，这些机构共投入152亿美元，89%的财务绩效报告和99%的影响力绩效报告均符合或高于预期。

债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总回报率分别是8.8% 和15.1%。可以预见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关注。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左右逢源，殊途同归，当两者交集于社会企业时，公益和商业已经浑然一体，成为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的新模式。

而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企业向左，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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