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传统企业若被淘汰,凶手只可能是拥有互联网思维的同行

2021-01-01

来源丨易沃高管研修(微信号:E-House_Wharton)

作者丨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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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里,王石把万科打造成为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引领者和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面旗帜。但做企业从来不是王石的全部,他对生命有更宽的追求。

 

他攀登珠峰、在南极徒步、在西藏创造了中国飞滑翔伞盘高6100米的记录。他带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前往西方,从哈佛到剑桥到希伯来,各地游历取经。他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加入阿拉善SEE、中城联盟和壹基金管理层,创立“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猛犸公益基金会”和“乡村发展基金会”。

 

凡事起因皆是从心。创业、探险、留学、公益,王石证明了人不应该被任何本质所预设。在他的传奇里,有的从不只是创立万科、攀登珠峰的精彩,更有自我超越的追求。

 

在这个羞于谈情怀的时代,王石的锋芒让他看起来有些另类。而正是因着这份锋芒,他能够不断游向关于自我认知的深处。他坦言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才能有团队精神、利他主义的进阶;他丝毫不遮掩自身的局限,才有了走出去后的豁达,和世界主义者的使命感。

 

成长没有终点站,不要失去锋芒,和平庸的生活同流合污。

 

以上。共勉。

 

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滑雪至少有20年了。1997年,我开始滑双板,我女儿滑雪当时也是我教的,她先改滑单板,我也心动了,说老爸也想改单板。她毫不犹豫就回答你这把老骨头就算了吧。挺打击人的,我也就没改。
 

2002年,我在亚布力滑雪。上去才滑了20分钟就摔了一跤,当时觉得手巨疼。一个选择是下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但转念一想,滑了20分钟就下山,也太不划算了,就又滑了三个小时,当时天冷,注意力也不在手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滑好下来等车,碰见张朝阳。他看我一脸煞白,往下直冒冷汗,说这是怎么了,我说手出了点儿问题。手套一摘,手就耷拉下来了。他说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说三个小时前,他说怎么现在才下来,我说这不三个小时之前下来就亏了么。

 

到了医务室,医生一摸,骨头渣子“咔咔”响,手指脱臼加上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我说怕。他说那算了,先给你打止痛针,等回到镇上再纠正。我说我怕疼,但还是现在就纠正吧。然后他“啪”这么一蹬,我“嗷”一声就跪在地上了,巨疼,但还是先把这脱臼给纠正好。

 

医务室石膏、夹板什么都没有,医生就弄了两个金属勺,一前一后扣着。下午还有讲演,我就直着手挥舞的讲了两个小时。结束后,连夜赶到哈尔滨,拍片子,打石膏。

 

第二天坐车到长春要见市长,我心想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见市长,也太狼狈了!赶紧让助手找剪刀,把绳子剪了,石膏也拆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和市长握手时,我伸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再去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确定叠加不确定,你永远也想不到下面会发生什么。
 

2003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珠峰一上去,人就头脑膨胀了,哪还管之前我女儿打击我年纪大不能改单板,改,必须改!

 

改不要紧,但我已经习惯了双板的抬板方式,加上年纪大反应不够快,一时间调整起来难,说句大白话,“简直摔到脱肛了”。但慢慢就找到了那种自如、轻松的感觉,于是开始尝试滑U型槽。

 

2008年,一次滑U型槽的时候速度没上去,我“咚”就栽下来了,躺了半晌才硬撑着起来。回去感觉一切正常,还和朋友吃了个饭,晚上到家才感觉不妙,脱衣服都很难。

 

赶紧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断了两根肋骨。我说不用住院吧,他说你不住院万一出了危险那可就是大事。我说肋骨断了后刺穿肺部导致大出血,我知道。医生很好奇,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之前断过两根,我有经验了。

 

我第一次断肋骨是在2000年,当时到西藏青朴山飞滑翔伞。青朴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很多修行者在山上闭关修行。
 

那边的喇嘛、尼姑没见过滑翔伞,我下降时他们都仰头在底下欢呼,我虚荣心即刻来了,想要落在他们身边。
 

但技术还欠点,差点滑过降落场地,就想强项降落,但高原空气很稀薄,阻力比低海拔地区小很多,没计算好时间和距离,伞在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失速下坠,我一头就栽下来了。醒来看到头顶是一个圆圆的蓝天,心想怎么天变得这么小?再一看是那群小尼姑围着我。
 

我挣扎起来回拉萨,去西藏陆军总医院挂了急诊。拍片的结果是右边肋骨断了两根,还有右肩胛骨骨折,肌肉撕拉性损伤。医生让我赶紧住院,我说明天要回成都,他只好先用绷带简易固定,给了止疼片和消炎药,叮嘱我第二天起来如果不行再回来。当然最后没事,第二天我就上飞机走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我还是忍不住,飞上瘾了。25天后,又到了河南太行山海拔1000多米的起飞场飞伞。当时不能做扭转的动作,一转就巨疼,两个助手帮我把飞行囊套到身上。但好在天气不错,着陆的时候就像踩在棉花上,非常舒服。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就是人生的乐趣。乐趣不在一帆风顺中,乐趣就是当遇到了险境,当遇到了不可预计,你还想照样去做。

 

让兴趣成为个人的“比较优势”

 

再说我当时飞伞把肋骨摔断了,但一不小心也把中国的滑翔伞盘高记录给破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16年,才被一位专业滑翔伞的教练员打破了。
 

有人质疑,你一个企业家凭什么破人家专业的记录?不都说你攀珠峰是被抬上去的,这个滑翔伞不能往上抬,你是怎么破的?还比之前的记录高出这么多?

 

在我之前中国滑翔伞的盘高记录是4700米,但我的起飞高度就是4500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起飞就能破纪录,就看能破多少。

 

又有人说,和你一样在4500米起飞,那些年轻人一定比你飞的高。


 还真不一定。

 

我是登山运动员里为数不多会飞伞的,又是跳伞运动员里能同时登雪山的,两者又有互通之处,我有比较优势,就破纪录了。

 

单个说,飞滑翔伞,我确实是年纪比较大的,和年轻人比,他们从1000米的地方起飞,能飞到2500米,我最多2100米。登雪山,我也是年纪比较大的,速度也比年轻人慢很多。但专业登雪山的,一般不飞滑翔伞,专业飞伞的不登雪山,我虽然两边都不怎么拔尖,但都喜欢。

 

比如一个奥运冠军,他肯定身体素质好,但是到海拔3700米的拉萨,可能就趴下了,因为高反缺氧,这个没办法。但登雪山7000米以下是不吸氧的,我有过这个训练和经历。如果你没有,那可能到3700米都不行,更别说4500米了,而且我还是背着20公斤的伞包爬到4500米的地方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在社会上竞争,各有所长,要想保持自我和进步,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但前提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自己单纯的心态去做,说不定兴趣两两一叠加,反而有了比较优势。

 

人为什么要登山?山就在那里

 

有人说你不知道登山会遇到什么风险,为什么还要去?
 

我的回答是,人总有一死,正因为可能遇到死亡的危险,才应该学会面对死亡。当然,冒险不是叫你去送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死亡是目的,我们活着的人如何去面对生?

 

想清楚这点以后,担心的反倒不是死亡本身了,而是在对这个世界还很好奇的时候,没有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各种恐惧来源于对生命的完整性的期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它的完整性,恐惧是在这。要是你一直前进,死亡就没那么可怕。

 

当然,冒险不是让你去送死,正因为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准备是可以提前布局的,但很多情况危险是不打招呼突然发生在你面前的。

 

我经历过很多次危险,有时候危险是瞬间就发生的,你也瞬间就必须对当下的状况做出决定,来不及反应危险这件事。往往是过去了,回想起来觉得很后怕。因为一瞬间的危险可能就是死亡了,死亡来了你害怕什么呢?没有害怕的时间。

 

一次是2007年,我登瑞士的最高峰杜富尔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不高,还有教练带。但是快登顶的时候,要过一段刃脊上,很危险,教练跟我说,下面这段很危险,如果是你滑坠了,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也可能出问题。如果我失足坠下去,你别跳错了方向,如果我坠到左边你一定往右边跳。你要是和我跳到一边,我俩就都完了。

 

他说完,我一下就蒙了,心想之前可没做过这个思想准备,还走不走?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走,最后我们也成功登顶了

 

你看,人生一直是有危险的,很多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偶然发生的,你不可能预测到所有风险,但是你要有直面风险的勇气。

 

还有一次,1999年登新疆的博格达峰,海拔五千多米,不高,但很凶险,还需要各种技术。那年我已经连续成功登顶了青海的玉珠峰,四川的雪宝顶,所以到了博格达峰就有点大意了。

 

当时晚到了一周,进山的时候,原定一起登顶的台湾登山队已经放弃了,他们打好了安全绳,但最后冲顶失败了,就放弃了。

 

我说你们放弃我不能放弃,就开始了一个人登顶。但往上爬了一大段路后发现上面的能见度非常差,强行登顶太危险,我也放弃了。但返回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安全绳被飞来的滚石砸断,而且那里非常陡,起码有45度倾斜,随时可能掉下去。1997年一个日本的登山队队员,就在返回时掉进这个冰缝活活卡死的。
 

我当时就一个人,过的话,摔下去没人救,不过的话,等救援最快要两天,也没有补给。考虑良久,最后我决定,过。
 

决定过的时候,我两条腿都在抖,不能这样走啊,得想法子镇定下来。我“啪”打了自己一耳光,还抖,再打一下,不抖了,人清醒了。然后我选择把对讲机也关掉,关掉所有幻想,不关就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就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不能留任何退路。
 

就这样一步一步,我突然觉得周围特安静,无风无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等终于到安全的地方,回过神才发现后背全湿了。风雪其实一直是在的,只是当注意力集中到一切都置身事外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上安静得只剩自己了。

 

那次经历我毕生难忘。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企业家,什么成功人士,都只是蝼蚁,狂妄自大,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可能就是百万分之一,老天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所以自那之后,我再登山就非常听教练、队长的安排了,之后的七大洲最高峰,两次登顶珠峰,穿越南极北极,都毫发无损。

 

这恰好证明在生命中,不是胆大就要冒险,而是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这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经历过这些后,在事业中,当别人只看到败的时候,我就越能看清翻盘的要害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运动都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台湾发起过一项活动,叫“300”,三个100,跑100个马拉松,登100座3km上的山,献100次血。你会发现,跑马拉松也好,登山也好,这些运动最初可能有显摆自己的意图,但它们发展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号召,带动新的风气,让人的生活态度都会改变的。
 

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精神

 

滑雪、飞伞、登山,前面参加这些运动,更多是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作祟,而我真正的转变,是2013年到剑桥学习赛艇开始的。

 

剑桥31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赛艇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又有一队二队三队,一般学生进到二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每个俱乐部继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校队。校队又分轻量级和公开级的男、女生赛艇俱乐部。

 

剑桥安排我和学校轻量级俱乐部的队员一起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赛艇不存在个人的胜利,它讲的是如何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造就团队的胜利。

 

赛艇一定是队里最弱的那个人,决定了团队的成绩。个人再强,有一个弱的,往往起的是反作用。因为赛艇的桨很大,如果不能及时出水,就不是桨划水,是水划桨了,桨会一下子被水冲到人的后面去,而且速度很快的情况是难以复位的,一个动作的失误就可能直接导致整个团队的失利。

 

赛艇还讲互相信任。因为赛艇是背向前进的,桨手是看不到划行前方的情况的,靠的就是大家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赛艇时,行船速度时由最前面的赛艇手控制,方向则是由后面的赛艇手决定。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安全行驶。

 

再一个,因为行进方向的不同,领先的队伍桨手是能看到落后的船队的,但落后的船队只能靠舵手告知与前面艇的距离,所以就要信任舵手。

 

所以说,赛艇是没有明星的,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它讲的是团队精神,利他主义。让最弱的队员发挥到最好,最强的队员做最大的忍让,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赛艇运动的魅力。

 

这对企业管理很有启发。从管理上来讲,赛艇就是一个团队的分工、协作、配合,如果不配合好,强也会变成弱。你发挥好协作优势,反而会很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剑桥还是牛津,赛艇运动已经成为商学院中很重要的管理学课程了。

 

人生中如果没经历过个人英雄主义,那肯定是假的,但一定要学会从个人英雄主义,过渡到团队意识,想着整体往前走,要有个人意识的进阶的。

 

通过划赛艇,我明白了如何从个人英雄主义回归到集体主义,这也是后来我一直推广赛艇运动的原因,我主动和万科分离,让万科“去王石化”,就是希望万科的发展不是个人来推动的。

 

自我认知改变,最深还是如何看待成功

 

摆脱了个人英雄主义后,我回头再看什么是成功。

 

32岁之前,我的人生更多是委曲求全的,想当外科医生,想当侦探,想当战地记者,但种种原因都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就大家的反馈来说,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我没有选择一辈子就做商人。做商人,我不大有兴趣,我对探险感兴趣,所以后来去滑雪,登山,飞滑翔伞了。当然因为企业成功了,我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和物质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虽然人生理想和实际情况往往背道而驰,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职业,你都要把它做好,这是职业诉求,是职业精神。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做不好,这构不成理由。

 

除了要有职业精神外,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着力于建立制度,培养团队,传承精神,在你不在的时候,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

 

之前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行业;第二,建立了一个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了一个团队;第四,创立了一个品牌
 

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老乡关系,这连带着中国的现代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公司里拉帮结派、讲地缘、讲血缘,必须警惕这些。

 

要摆脱这些,中国企业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万科建立企业制度的原因。万科的企业文化,三句话,六个字:简单,透明,规范。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希望这个文化能长久传承下去,让它成为支撑万科走得更好更远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疏离”万科,一离开就是几个月?为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制度的传承,让万科缺了谁都可以,缺了王石也可以。

 

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靠的一定不是一个权威人物,而是制度、团队和品牌。如果企业对权威人物的路径依赖太大,一旦没有了这个人物,企业就会江河日下。

 

不是灵魂太慢,而是脚步太快

 

对自我的再认知,除了以上这些,也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尤其经历了这次疫情。

 

我在疫情期间特别活跃,去了两次日本,一次韩国,一次以色列,还去了一次美国,可能除了外交官、飞行员,疫情期间还没有人像我这么频繁飞行。
 

结果就是这11个月里,我被隔离了4次,每次2周,加起来2个月。
 

很多人觉得时间长,但换个角度想,我用2个月生理时间的隔离,换来了9个月物理时间的自由,很多人害怕隔离,却失去了11个月的自由。

 

我为什么不担心隔离?其实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此话怎讲?十年前我到哈佛学习,那就是一个长久的隔离,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公寓,都是我一个人。后面到剑桥也是,到希伯来也是。所以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我甚至发现,十年前的留学经历能让我在疫情面前准备的这么好。还让我能静下来能利用好这段时间。

 

最近一次在上海办结束隔离手续的时候,我说我想再申请延长一周。因为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形成一个新的习惯要21天,我这才14天,还差一周。
 

当然这是调侃,但是我想说的是,疫情一发生,大家都急,都怕掉队,都着急赶路,都怕被停下,慢不下来。但我更愿意借这次机会放慢脚步,静下来。

 

这次和我一起隔离的一位朋友 ,徐冰,他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我对当代艺术不懂,但想了解,他懂,就教我当代艺术。他不太运动,我就教他运动,也跟他讲健康管理。2周时间过得很快,我甚至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这种深度交流,静下心旁无杂念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

 

2018年,我在以色列的希伯来修犹太文化后,发现犹太民族真的是世界上最会休闲的民族,但我们这个民族好像不大会休闲。
 

我们天天讲996、白加黑、5+2,这个状态是不对的。第一,这样效率就能出来吗?第二,这是你的工作目的吗?你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家庭、后代更好,而不是为了事业牺牲一切。

 

知己知彼,珍惜平视的机会

 

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把我评为二十年二十人之一,请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

 

当时我说:回顾过去,想不到;面对未来,不确定。想不到个人,企业,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对未来,仍是不确定的。30年、40年的时候,我的回答同样是这样。

 

今年不一样,我的回答改变了。对过去,还是想不到,但是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对于一切的信心。

 

发生了疫情后,我才发现,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属于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海面才开始涌起。

 

为什么疫情来了,中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
 

因为我们更多讲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面前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历朝历代对灾难都很重视的,这是一个传统文化。而控制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科技实力、你的国家财力,更重要是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当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当出现疫情的时候,当文明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了21世纪,我们都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出现了冲突。东西方文明来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就不同。但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是有共性问题的。
 

我们人类未来面临最大的共性问题有什么?
 

第一是核武器,外界最担心中美摩擦会擦枪走火,毕竟是两个核大国;第二是环境,气候变化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第三就是文明冲突。冲突是差异的产物。但这个冲突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交流的开始,表示一方开始正视另一方了。

 

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中国这么活跃?我隐约感觉到,中国和西方现在可以平视来对话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仰视看他们的,现在能平视,说明对方开始尊重我们,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平视的机会。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更多不是看谁对谁错,更多是看如何形成共识,和我们自己也好,和西方也好。共识最好的结果,就是如何差异当中寻求大同。要比较差异。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理解之间的差异,哪些该吸收,哪些该结合,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平衡。只有你是一回事了,你做什么,人家才正视你,疫情期间我对此体会太深刻了。

 

未雨绸缪,才能在危机面前更加从容

 

今年我第二次出国是寻求疫情防控物资,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都是向全世界送中国的支援物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3月份塞尔维亚总统含着眼泪通过媒体感谢中国给他们捐助的试剂盒,就是我成立的猛犸基金会捐助的。

 

去年我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一个猛犸公益基金会,一个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猛犸是基因科技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是华大、万科、松禾、星河四家企业合作成立。原本我们只是和学校合作,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聚焦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普。
 

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和两家中学,一家大专,签订了合作建实验室的协议。原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但是疫情来了,我们先搁置这个计划,即刻做公益了。

 

开始是准备对20家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升级,或直接捐赠核酸测试实验室。当时有的实验室的酸检测能力一天测试量是500人份,我们能升级到1000人份;原来没有测试能力的,只要卫计委同意,我们可以捐建。
 

最后捐到17家,卫计委各个系统拨了很多款,不需要我们再捐助了,我们就即刻转战国际,因为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了。
 

我们第一个支援的国家是日本。当时我正好去日本出差,礼节性拜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孔铉佑大使,一见面他说我们有个难题,“钻石公主号”马上要解封了,但试剂盒不够,希望我们能援助一批。

 

他们了解到最好的试剂盒是华大生产的。我跟孔大使说,那你就找对人了,我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可以帮你联系那边。

 

但孔大使又说,日本要求得是瑞士标准的,如果不是瑞士标准,按照采购顺序,日本政府还没法付钱。
 

我说,那你又找对人了,我还是猛犸基金执行理事长,据我所知,华大试剂通过了美国FDA审核,但没有申请瑞士标准,如果日本方面付不出钱,可以由我们支付。

 

说好后,我赶紧联系汪建,他和孔大使通了15分钟电话,5个小时后,试剂盒就已经在香港机场备好,当晚就到了日本。我在日本的助手,万科总建筑师付志强,驾驶小货车直奔机场,压着一共12500人份试剂盒,和大使馆的两个参赞一起,火速送到了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送去后,大家觉得这是好事,都想报道。之前日本援助我们,不是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现在到我们援助他们了,不是挺好吗?
 

我说:绝对不能报道。

 

我何尝不希望报道呢?但有所顾虑。一是,他们要的是瑞士标准,我们的试剂虽然通过了FDA认证,但万一他们说不行,那这是不掉链子吗?此外,咱们援助人家,还最先主动宣传,不太好。

 

没想到一周之后,日本官员在推特上说,华大基因、猛犸基金会,在中国大使馆的联络沟通下,捐赠了一批试剂盒,试剂盒在研究所进行一系列检测,通过了测试,没有质量问题,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这个推特一发出来,即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官网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主流媒体接连都发了。

 

这一报道不要紧,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都说我们也需要,怎么办?我说,那就给吧。
 

我们差不多给到四十个国家的时候,我说“打住”,不给了。
 

不是给不起,而是本身捐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和我们猛犸基金的宗旨不一致,我们应该再捐一些更有科技含量,有更大帮助的。
 

那再捐什么?捐实验室。

 

向日本捐赠试剂盒的第二天,我们就联系了WHO。WHO有国家卫健委官员在协调疫情的救治,他们建议我们援助欠发达地区,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这方面的研发能力。后面不只是欠发达地区的国家了,我们还帮助了很多发达国家。
 

我们第一个捐赠实验室的国家是塞尔维亚。4月初,塞尔维亚政府和我们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委托我们在那边建设两座实验室。协议签好三天后,我们这边6位华大员工,组成一支技术团队,前往塞尔维亚支援。
 

还有一个国家很值得说,加拿大。选的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个实验室命名为“白求恩‘火眼’实验室”,这就是原因。
 

半个世纪前,加拿大共产党派医疗队来支持我们抗日,白求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医疗救治技术,那这么多年之后,面对这样大的挫折,我们当然要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传承和发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专门联络到白求恩的家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将这座医院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
 

再之后就是希腊、法国、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猛犸基金会一战成名。

 

我想说的是,心态决定了格局,任何的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猛犸基金会能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样未雨绸缪的底气,来自我们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

 

只要拥抱变化,就永远有你的时代

 

再说乡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去年我们基金会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院长聘请的是海闻教授,他是原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我们走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智库乡村振兴研究。想要脱贫就需要培养人才,让他们来建设美丽新农村,但现在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农村留不住能干的年轻人,我们就提出了“3+1”,什么意思?培养你回农村至少干三年,再多干一年更好,之后再回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反哺农村经济。
 

另一条是推出“明日地平线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原定是由我一个月到大学讲一次课,扣除寒暑假,一年最多讲十次,一次听众3000人,那一共就是三万人。

 

才讲了三次,疫情来了,线下肯定不能讲了,被迫转成网上视频直播。第一周做了四场直播,第二周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现在线上已经直播了将近60次,一次平均收看20万人次,最多的接近100万,最少的也有6、7万。

 

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我们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都找过来了。后来开学了,我们又决定将大讲堂迭代为针对大学的线上教育课。

 

现在我们又计划,明年和以色列的大学合作建设分院,把第一批学员带到以色列开分校。我们不是去当地访问游学,是直接在以色列建分院。

 

虽然以色列用的是希伯来语,但语言不是问题,可以在网上教学啊,他们讲希伯来语,我们用同声翻译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想想看,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如果没有疫情,没有被逼到线上,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我对未来同样要说的是三句话,六个字:出圈,交圈,直播。
 

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从原来缓慢发生的变成了迅速发生而已。对传统企业,没有疫情你以后也不布局线上吗?不线上你就被淘汰掉,疫情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出圈,必须要跳出舒适圈。尽管不舒服,但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像我这么大年纪了,但我的想法还是很积极的,主动拥抱线上直播,是不是?

 

仅仅出圈也不够,还要有能结合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出圈不是目的,交圈才是。要主动交集你原来不熟悉的,但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交圈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播。大家一说直播,就是说直播带货,这是误解,它体现的是你如何面对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从民族文化的血脉中汲取创新的力量

 

什么叫大数据?

 

我们的传统企业,你有没有文字化,有没有表格化,有没有数字化?都没有数字化,何谈大数据?

 

1984年万科成立的时候,我投资的第一个设备就是一台苹果电脑,开始要求公司内部信息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这是84年我的要求。前不久我和字节跳动谈这个事情,他们说你30年前要求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光是有数字化的要求是不够的,你的认知也要达到同样的高度。

 

举个例子,Tik Tok。最新的统计,在美国Tik Tok的点击量已经超过Facebook了。华为遭遇的是政府打压,而Tik Tok遭遇的不仅上至美国政府打压,更有下面美国公司蠢蠢欲动,为什么?

 

华为、TikTok 面临的困境,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造成的。尤其是TikTok 的背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更是因为它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恐惧。
 

我们从根源看。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语言。汉语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单音节发音体系,所以汉字才成为唯一的象形体系的文字。世界上很多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黏着语系,词性的变化靠音的变化,象形无法发展下去,大多逐渐转向了拼音文字,比如像英语就是。

 

但汉字还是更多停留在象形阶段,是非常表意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草字头”大抵和植物有关,“走之底”和很多动作有关。 

 

徐冰就是用“草字头”、“走之底”,以汉字为型,结合拉丁文,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这些字他不认识,我不认识,没有人认识,所以才叫《天书》。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地书》,不管你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 都可以读懂这本书。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接受过教育,这些文字都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要不都读得懂,要不都读不懂。

 

就像现在是图像时代,厕所的标志,烟斗和高跟鞋,大家都能读得懂。

 

谁最容易接受图像?中国人。当然西方也能接受。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思维方式更加形象,西方就更加抽象。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国更加形象的思维和象形的文字,让我们更容易在图像时代想出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字节跳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发掘出来,表达出来,创造了Tik Tok。这就是根源上,美国上下都打压Tik Tok的原因。

 

但放在更广的维度来看,这意味着现在中国的水平已经走到了“Tik Tok阶段”,我们凭借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走到和先进国家平视的阶段。

 

这是现在这批主流的90后,他们用互联网的思维无形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带有自我革命的决心,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中找到新的定位,再往前走,机会才是开始。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相结合的时代,如果传统企业还停留在原地,就一定会被淘汰。
 

但网络经济取代不了实体经济。传统企业如果被淘汰,绝对不是被网络巨头淘汰,淘汰你的,是掌握并能结合互联网思维的同行。如果你不结合,你会被结合的同行打败,像我们房地产行业,一定要非常密切关注左晖,关注贝壳。

 

核心并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机会。

 

总的来说,疫情带来的,更多不是不确定,而是无限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在涌现。未来是互搭平台的时代,所以主动拥抱不熟悉领域吧,现在补课,一切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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