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不下船！72岁重坐董事长，一个地产老炮的最后倔强

时隔14年，72岁的王健林重新坐上万达商管董事长席位。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掌大权”：轻资产平台控股权已旁落太盟，超80座广场被卖，债务压顶。老将回归，为的是给这艘仍在止血的巨轮压舱——信用背书、决策提速、稳住军心。真正的考验，在接下来的兑付公告里。

72岁王健林时隔14年再出山

——压舱，而非起航

2026年11月5日，天眼查等平台显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王健林接任。此时距他2012年卸任该职务，已过去整整14年。

值得玩味的是人事安排的细节：陈洪涛并未离开，仍保留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职务。创始人挂帅董事会定方向，职业经理人继续管盘子——这是收缩期企业典型的“集权+分工”组合。

更耐人寻味的是时间线：陈洪涛今年6月才从张春远手中接过董事长，任职仅四个多月便交还创始人。三年之内，这个岗位已历经肖广瑞、张春远、陈洪涛、王健林四次更替。

频繁换帅本身，就是压力线的刻度。

要读懂这次回归的实际意义，先要厘清一个容易被误读的结构：王健林接任的大连万达商管，与真正运营529座万达广场的珠海万达商管，并非同一主体。

2024年3月，太盟投资联合中信资本、阿布扎比投资局等机构注资约600亿元成立大连新达盟，万达商管在新达盟的持股从70.15%降至40%，控股权转移至太盟牵头财团。太盟合伙人黄德炜出任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换言之，广场的实际运营主体，控股权早已不在万达系手中。

在这一框架下，王健林以创始人身份回到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席位，其功能更可能是“压舱”而非“起航”。作为创始人，王健林的回归，为债务展期、资产处置定价、与太盟等投资方的治理层沟通提供最高层级信用背书。换句话说，王健林重回万达商管董事长宝座，这是为万达债务处置与战投协调提供信用背书，而非实际控制权的回收，或者亦不构成企业战略方向的主导。

还有一重现实考虑。王健林本人2026年5月已因一笔38.6亿元连带担保债务被申请强制执行。法定代表人身份留在职业经理人身上，客观上构成一层风险隔离。他坐上董事长宝座，却不坐法定代表人的位置，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企业战略收缩期下危机处置中的一种生存智慧。

那么，王健林此刻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局面？

其一、企业化债——三条压力线同时收紧。

第一条线是对赌回购的“法律终局”逐一落地。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380亿元融资对赌失利后，遗留回购义务正以仲裁和强制执行形式兑现：永辉38.6亿元仲裁已进入强制执行并获立案，王健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融创95亿元仲裁截至2026年7月尚无新进展；苏宁易购50.41亿元回购款仲裁虽被驳回，但另案一审胜诉，斩获17.47亿元债权。谈判展期、以资抵债、分期安排，这些动作需要有人能代表万达体系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

第二条线是债务与再融资成本。截至2025年中，万达商管有息负债约1400亿元，一年内到期债务超过300亿元。2026年1月发行3.6亿美元债，票息12.75%；4月拟发1.5亿美元债，票息12.5%——约为行业正常水平的2.5倍以上。惠誉2026年1月曾将其评级下调至“RD”，随后上调至“CC”。当融资成本高到这种程度，任何一次发行失败或展期受阻，都可能成为流动性链条最先断裂的一环。截至2026年6月底，公司现金余额仅46亿元，而短期债务约330亿元。

第三条线是资产处置从“主动”滑向“被动”。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2025年5月打包48座、对价约500亿元卖给太盟财团，交割进度远慢于预期。2026年10月，长城资产大连分公司公开挂牌处置以阜新、鞍山两座在营万达广场为抵押的9.45亿元债权——债权人直接把抵押物推上处置市场，意味着万达对处置节奏和定价的控制权正在实质性流失。

其二、企业战略——轻资产的边界往哪边扩展。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截至2025年末，珠海万达商管在管的529座万达广场中，超过470座产权已不属于万达体系，自持产权仅约60座，轻资产占比接近90%。2025年珠海万达商管营收284.9亿元、净利润79.7亿元，出租率维持97%以上——运营能力仍在，这是万达手里最硬的牌，也是转圜的余地。

但租金议价权正在从业主端转向承租方：2026年上半年租金收入同比微降0.3%，平均租金从每平方米每月约114.38元降至112.3元。当九成广场不再贡献资产增值收益，平台收入结构从物业租金转向管理费+收益分成，向外拓展新的运营项目成为刚需。今年以来，王健林先后赴贵州、福建永春、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文旅存量项目，与地方平台探讨文旅盘活、业态升级——这些实地对接，被视作万达向外输出运营能力、寻找新经营权项目的前置动作。

还有一条隐忧不容回避：珠海万达商管2026年初年会披露，运营团队离职率48%，广场总经理在岗不满一年的比例高达57.4%。每两个广场总经理，就有一个干不满一年。在资产持续出售、管理架构被太盟重组、考核转向“现金流优先”的环境里，王健林回到了台前，传递的不是“扩张要来了”，而是对内稳住招商团队和商户信心。

有位业内人士将王健林再出山的实际意义说得透彻：“王健林重新坐到台前，为的是给这艘仍在止血的船压舱，而不是重新起航。真正的信号不在工商登记那一栏，而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债务兑付公告里。”

一个时代的符号，一种不弯的脊梁

要理解前首富、已过古稀之年的万达创始人王健林这次回归的分量，得把时间轴拉长。

1954年10月，王健林出生于四川广元苍溪县元坝镇。父亲王义全是老红军，建国后成了当地一小干部。受父亲影响，初中毕业的王健林入伍，成了驻扎吉林的边防战士——据说这个念头萌生于电影《林海雪原》。1978年，24岁的他考入大连陆军学校，后留校任用，到1987年“百万裁军”转业时，已享有正团级军官待遇。

转业安置到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当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年，区住宅开发公司因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王健林自告奋勇接下这个“烂摊子”。1990年代东北股改热潮中，公司改制为大连万达，随着国有股份退出，万达“姓了王”。此后，“北有万达，南有万科”成为地产界奇观——两位姓王的掌门人，一南一北称霸多年。

2017年，是万达命运的分水岭。那一年流动性危机爆发，王健林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个酒店项目分别售予融创、富力，作价637亿元，史称“世纪交易”。融创孙宏斌“捡便宜”拿下文旅，富力李思廉一口气拿走77家酒店。当时看是别人摘了“王首富”的桃子，可短短几年，昔日“捡漏”者也为债发愁，而王健林这边，却安然度过了2020年偿债高峰。命运的反讽，莫过于此。

也是在2018年青岛万达年会上，王健林吹响“降负债”号角：“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投了一批项目，现在我们决定清偿海外债务，卖一半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偿。”此后七年，“首富割肉”成了市场热词，可他一直在割，隐患却未完全排除。

道理不复杂：要与自己辛苦堆砌起来的资产“断舍离”，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巨大，王健林虽然“壮士断腕”的勇气，但实际做起事来难免“拖泥带水”，降负债仍不够彻底。这是人性，也是万达化债之路反复曲折的深层原因。

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是王健林值得尊敬之处。同样是巨额债务，有人选择掏空企业、把几万亿几千亿的窟窿丢给社会和国家；王健林选择的是卖——卖广场、卖酒店、卖文旅、卖海外资产，三年卖出80多座广场，还了上千亿。七十古来稀，他仍在一线奔波：2025年8月现身新疆考察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2026年走进福建永春北溪文苑，走访贵州罗甸大小井、花江峡谷大桥，8月又到云南大理喜洲、三塔考察。照片里的他身形瘦削，但精神矍铄。

昔日登顶首富宝座的风光，与今日如履薄冰的坚守，确是冰火两重天。曾经喜欢嗨歌《一无所有》的王健林，如今真的在体味某种“一无所有”式的收缩——股权稀释、控制权旁落、资产易主。但他没有跑，没有赖，没有把烂摊子甩给社会。这种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这种“自己的债自己还”的担当，在当下尤显珍贵。

从2012年卸任到2026年重新接任，14年轮转，王健林和万达商管走过了中国商业地产最跌宕的一段航程。老将归来，能否稳住航向，市场还需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已经写进这段历史：一个72岁的老人，在时代浪潮退去后，仍选择站在船头压舱，而不是跳船逃生。这份坚守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符号最后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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