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国能出阿里，却难出苹果？

原标题：中国能成为工业强国吗? 峰瑞资本李丰剖析中国产业链的40年质变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正在经历从一般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的进阶。一般商品贸易是生产制造的必然结果，服务贸易则是输出金融、技术与专利、咨询、软件等产品。

打个简单的比方，在国际上，苹果、特斯拉等公司做的偏商品贸易，Facebook、Google、高通等都属于后者，把技术与服务销往全球。

不过，华为所遭遇的来自美国的制裁，以及抖音开始经历的国际化挑战，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我们也在增加高附加值部分的对外输出；不过，中国不断优化的产业链结构，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产业链及其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过去40来年，在不同周期、不同政策的催生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或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扩张和调整。

四十多年努力的成果是中国形成了一条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具备三个特点——大、长且相对完整，在这条产业链上的很多环节与部分，中国都变成了全球第一名。

总体而言，201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是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制造业产值为4万亿美元，占了全球制造业总值的3成左右，远高于世界排名第二到第五名的美日德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化与美国有所不同。

美国的模式更像是在产业链价值爬坡的过程中，爬完就把价值较低的环节「甩给别人」，到现在美国国内的产业主体几乎集中在了上述产业结构轴线的最后两环，即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

而中国则在不断爬升的过程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整条轴线。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爬得太快，二是中国人口庞大，三是整体的规划也在起作用。

这条又长又相对大的轴，指向的是我们的供应能力，而中国的另一大优势还在于，我们的这条供给轴恰恰又是和另一条轴契合的，也就是消费阶段变化的轴线。

总体而言，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消费阶段变化大概如此：

第一个阶段，是以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以大宗加家居消费为主，典型的代表是房地产。

第三个阶段，则是品质品牌升级加服务，体现为智能手机普及，餐饮、娱乐、金融等服务业发展迅速。

消费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中国产业链的发展阶段，即供给与需求的发展大致合拍。

另一项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则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前两年比，中美消费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如果疫情对美国零售行业的影响持续更久、更强烈，则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大、最长且相对完整」的中国产业链发展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最大、层次最丰富的单一消费市场的过程。

市场消费能力和供给能力相伴壮大，是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产业发展速度得以超越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

从进口和出口两个角度，看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变迁

1. 出口案例：阿里、华为、抖音

前面我们论述了，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在过去四十年里发生的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低端加工，而是逐步向高端产业转移。典型的特点是，产业链长、产业链完整度高、工业附加值逐步提高。

而在中国，阿里巴巴、华为、抖音这三家公司，既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典型变化，也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

从阿里、华为、抖音的发展来看，我们的产业链在越来越多地朝高附加值的方向去。

阿里巴巴几乎打满全场，跨越了全周期。初期阿里巴巴（1688.com）提供原料、生产、加工一系列服务，代表了中国的化工、工业品、中间品；后来，淘宝、天猫代表了一般商品贸易；这几年蚂蚁金服、阿里云、平头哥芯片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服务、云服务、芯片技术服务等。

在这条横轴上，华为目前所处的位置，一半代表了高附加值制造业，另一半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前者是华为销售的电子产品，后者是华为的自研芯片、5G 等技术与软件、专利与服务等等。

到抖音这里，就是完全的服务贸易。和 Facebook、Google、Disney、Netflix 的国际化一样，抖音在全球卖的100% 不是实体商品。抖音变得和 Facebook 一样，输出文化娱乐，做广告相关的生意。这属于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

从阿里、华为、抖音的发展来看，我们的产业链在越来越多地朝高附加值的方向去。其中服务业是高附加值的典型代表。和中国一二三产业的 GDP 占比一样，我们也在增加第三产业（即商品与服务）占比。

换句话说，世界容易接受一家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企业代表中国制造与贸易，因为这是中国业已形成的优势，却还难以接受一个像苹果一样代表了顶尖科技的消费品牌来自中国，或者说一个像 Facebook 一样风靡全球的公司也同样来自中国。

2. 引进外资案例：特斯拉、高盛、摩根士丹利

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反映在了进口上，主要表现为吸引投资和吸引资金。从引进特斯拉，到近期的金融开放政策，都可以看出，我们在主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即努力发展产业链最后两个环节——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品、高附加值服务。

前些年，我们已经吸引了零件、零部件的加工配套，并变成汽车制造第一大国。现在，我们则开始努力吸引附加值更高的汽车加工产业，比如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

这是特斯拉首座设在海外的工厂，也是中国首个完全外资拥有的汽车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到2020年底将实现100% 零部件国产率，即整车实现国产化。

整车国产化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引入这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制造，还要带动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这对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我们既想保有工业链条的长度，又想保有最大的工业产出，同时使得链条中的企业和工人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把工业增加值率提起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积极引入特斯拉等企业的原因。

在吸引资本方面，我们一直在加大对金融的开放，开放的步伐在疫情下也没有减速。

2020年4月1日，中国宣布将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当天，高盛、摩根士丹利都表示，将提高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占比，以51%的股权比例实现控股。

至此，加上2019年11月开业的野村东方国际和今年3月20日最新开业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以及2018年就实现控股的瑞银证券，目前外资控股的在华合资券商已达5家。

2020年5月11日，又传出了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将转让上投摩根基金公司49% 股权的消息，如果交易完成，国内将诞生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另一项近期推出的新政，也是为了鼓励并进一步便利国外资本参与中国金融市场。2020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取消了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简化了资金管理要求。

我们能如愿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吗？

以自动驾驶行业为例，中国拥有行业发展的最佳土壤

近年来，「产业互联网」的提及度越来越高。如果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开始发展以来，互联网公司更多解决的是信息传递效率和方式的问题（Google、Facebook 等巨头也不例外）。

从2010年前后开始，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做另一件事情，即把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将技术真正地嵌入到实体世界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互联网。

大概五年前，自动驾驶还是当时最受 VC 热捧的创业领域之一。五年过去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大家意识到，技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必须要在大量日常行驶的车辆上落地。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自动驾驶能行，要具备三个条件：足够多做车的人；足够多坐车的人；基于前两者，技术的持续迭代更新。

放眼全球，中国拥有最完备的汽车制造能力，也有全球最庞大的购车群体。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自2015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连续四年全球第一，每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与保有量均占据全球市场的50%以上。

除去人才储备、技术发展，最完善的供应链和最大的市场在同一地域，也会使得市场反馈和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这正是2015年到2019年新能源汽车能在中国异军突起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产业链+市场+持续技术迭代=自动驾驶发展的理想环境，那其他国家相对很难同时集齐这三点。

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具有发展高科技的优渥土壤，这也是中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重要机遇。

但是，以工业增加值率为衡量指标，我们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本文来源：峰瑞资本公众号

作者：李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