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技术应用困境与破局之道

不少人心中都有一个困惑：如今技术发展与应用已十分普及，可为何大家的事务反而愈发繁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刚接触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时，“OA革命”是该领域热议的前沿话题。当时人们期待，一旦OA广泛应用，管理效率将大幅提升，工作负担也会显著减轻。

然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其先进程度远超当年的OA，但实际效果却与人们对技术的期待相去甚远。以基层治理为例，如今基层干部常需在手机App上打卡、填表、留痕、报批、走流程，应对各类繁杂事务。本应减负的技术应用，现实中却常让人感觉增负。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钟伟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钟伟军教授的《走向数字赋能：基层减负的新技术应用逻辑》一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作者通过案例分析指出，问题并非出在技术本身，而是有人“偏爱”并“善用”技术去做无技术条件下无法完成的事。

一位乡镇干部手机里装有十几个政务App，每天要定位签到、入户拍照，工作群消息需五分钟内回复，否则会被通报批评。技术让上级“看得更清”“管得更顺”，却消磨、切碎了基层干部的时间，大量精力耗费在无休止的数字指令上，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反而减少。作者在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数字形式主义”——技术成为新官僚主义的载体，制造了大量无用功。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钟伟军认为，技术并非中性，其设计逻辑多以“管控优先”为导向，首先考虑上级如何留痕、追溯、考核，而非基层实际需求。结果人沦为技术的工具，每天“伺候”系统，为留痕而留痕，形成“技术绑定”：本应松绑，反被绑紧。

技术落地也存在问题。数字项目多“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基层被动执行，缺乏调适空间。系统是否好用无人过问，脱离实际便成了新问题。更深层的是，工作群、移动终端打破了时空边界，基层干部“永远在线”，半夜被@是常事。这种“时空消融”带来持续的紧绷与倦怠，书中称之为“行动者的空间挤压”。

那么技术能否为基层减负？钟伟军在书中提出的思考颇具启迪意义。

一是从“管控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技术设计应关注“如何方便基层干活”，而非“如何方便上级监督”。比如整合App、实现数据一次录入多处共享、自动处理重复填表等，这些都是服务导向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刚性考核”转向“柔性适配”。当前问题在于考核与技术绑定过紧，系统数据直接决定绩效，迫使基层“为数据工作”。应建立缓冲地带，将数据作为参考而非唯一标准，允许基层根据实际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

三是让基层干部从“被动执行者”变为“协同参与者”。一线干部最有发言权，却缺席技术开发流程。应建立有效反馈渠道，让基层参与设计迭代，合理化建议被认真采纳，技术才能真正贴合实际。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技术要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技术。这看似常识，却常被遗忘或难以真正践行。我们过于迷恋技术神话，以为上了先进系统就能解决一切。但需注意，若嵌入技术的制度逻辑不变，管理者仍停留在“控制”与“监控”思维，再好的技术也会成为新枷锁。

这本书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减负”的内涵。减负不是让基层少干活，而是将精力用在刀刃上——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数字化浪潮却将大量精力吸引到打卡、留痕、填表、回消息等无休止的形式上。真正的数字赋能，应用技术砍掉或自动消除这些负担，让基层回归本职。

数字真正“赋能”，关键在于打破“数字神话”，让问题显现。技术不是坏东西，也不是万能药。能否减负，核心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使用技术的人和组织。说到底，数字时代的基层减负，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于“人应如何被对待”的价值问题。

当然，该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属初步，对于技术及其应用本身、技术与组织及制度的关系、技术未来对基层治理走向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作者涉及较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期待更多思考与研究成果。

（作者桑玉成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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