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本谦新作《正义的褶皱》：以法理重构解析热点案件背后的正义逻辑
《正义的褶皱》新书分享会海报
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主持，新书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本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吴泽勇，以及实务界的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小雪、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哲远共同参与对谈，为线上线下观众深入剖析那些曾引发广泛关注的热点案件。
以“计算”为核心的法学著作，用创新思维破解经典法律难题
《正义的褶皱》可视为对桑本谦此前著作《法律简史》中“法律的本质并非公平正义，而是理性计算”这一观点的延伸与补充。与《法律简史》的宏观视角及偏理性化的论证不同，本书聚焦过去二十年间引发舆论热议的十大热点案件，如“许霆案”“彭宇撞人案”“江歌案”“于欢案”等，进行拆解与分析。
“于欢案”二审庭审现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桑本谦在书中指出，传统法学依据行为表面特征分类、再对照法条判案的方法，在处理这些“黑天鹅”式的疑难案件时，往往难以应对。而这本书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最终旨在为法律从业者的实践提供具有创见性的指导与建议。
彭宇案是2006年发生在南京、引发全国道德与司法大讨论的扶老人被索赔案，最终以二审和解、官方事后确认双方确有碰撞收尾。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论。桑本谦延续了他一贯的学术路径，运用法律经济学和演化分析这两种方法，对这些案件进行“法理重构”。这意味着他借助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数学思维，重新塑造人们对法律概念的理解。
《正义的褶皱：热点案件的法理重构》 桑本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
例如，他不满足于用“社会危害性大”这类模糊表述，而是尝试通过“作案成功率”“破案率”等量化指标来衡量罪责；在解释“江歌案”判决为何获得公众认同的问题上，他引入“保险责任”逻辑，而非仅仅纠结于法律层面的“过错”认定。其目的不只是“破解案件”，更在于“打破困局”——为法律人提供应对疑难案件的全新思考工具，同时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一扇理解法律底层逻辑的窗口。
正义的“算法”：源于直觉还是基于计算？
分享会伊始，车浩教授便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桑本谦所追求的“正义”究竟是什么？
本书作者桑本谦
桑本谦首先梳理了两种经典观点：一是“报应论”（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二是“威慑论”（预防未来的犯罪）。他曾是后者，即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支持者，但后来意识到，法官判案时无法进行这种宏大的社会计算，最终仍需以个体受害者的感受为参考。
不过，他发现这两种理论在核心判断上（如“故意比过失更严重”）是一致的。这表明，它们背后都在追寻某种更稳定、更底层的东西。桑本谦认为，这就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道德直觉”，其最朴素的体现便是“一报还一报”。
他进一步提出，这种关于惩罚的直觉，背后隐藏着一套稳定的“算法”，主要追踪六个参数：再犯可能性、犯罪成功率、破案率、错判风险、信息清晰度和实际损失。“法律中那些复杂的教义和区分，本质上是这六个参数以不同方式组合的结果。”桑本谦解释道，当“许霆案”中出现成功率极低（ATM机故障）但破案率极高（银行记录清晰）的情况时，传统法律教义就会失效，而大众的正义直觉却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觉得判决“过重”。热点案件的争议，往往就源于这种直觉与教义的“错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
车浩教授认可这一演化视角的解释力，但也从哲学层面提出疑问：如果法律只是被动遵循演化而来的直觉，人类是否就放弃了对自身遗产的反思和超越能力？
对此，桑本谦坦言这是一个触及核心的问题，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他提到，过去自己是“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但现在“已开始向康德妥协”。他借用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道德律令，认为将其作为内心深处的“疫苗”，可以防止纯粹的计算走向危险的境地（如为多数人牺牲少数人）。
从理论“大地图”到实践“眼前路”，如何让理论照亮现实？
明确方法论根基后，讨论转向更实际的问题：这种思维如何应用于法律实践？
桑本谦强调，案例分析不能只关注“这案子该怎么判”，更应追问“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以及能否更好”。
律师王小雪
吴泽勇教授提醒，这种思考更多是从“立法者”的理想视角出发，而法官和律师首先必须遵守现行法律。王小雪律师则从实务角度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看法。她认为，桑本谦的理论对律师而言，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和“认知储备”。它让律师在处理案件时，心中有一张“大地图”（理解纠纷背后的深层利益逻辑和多元解决可能），看清全局后，再回到“眼前路”（现行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寻找最有利且最可能被法官接受的论证策略。
律师李哲远
李哲远律师结合金融证券业务经验表示，类似的经济分析在商业谈判中确实有应用。但她也提出了实操中的难点：如何为“再犯可能性”等变量确定一个公认合理的数值？缺乏可操作的赋值方法，可能会让分析陷入主观。
讨论自然聚焦到“江歌案”。李哲远指出，严格从法律“过错”要件认定刘鑫的责任在当时存在困难，但公众直觉强烈要求其负责。桑本谦的“保险责任”说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释：在长期的合作与共同冒险关系中，隐含着一种损失分担的“隐性保险”。法院判决赔偿，与其说是惩罚“过错”，不如说是对这种深层道德共识的法律确认。这种解释避开了事实认定的困境，直接连接了法理与公众情感。
桑本谦现场补充道，用“保险”逻辑比艰难寻找“过错”证据要清晰有力，这让判决摆脱了“和稀泥”的印象，拥有了更坚实的法理基础。这也体现了“元规则”思维的优势：当传统路径走不通时，到深层逻辑中寻找解决办法。
最后，针对如何让司法实践考虑“全局正义”的提问，桑本谦以“所罗门王智断争子案”为例，强调真正的“三个效果统一”，应是一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促进社会长期和谐的“迭代正义”。一个简单、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从长远来看能降低全社会的运行成本，即便在某个具体案件中看似不够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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