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璀璨夜，明代元宵的全民狂欢盛宴
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描绘了上元节“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盛景，这首诗在明清时期被纳入幼学启蒙读物，向孩童解说元宵盛况。诗中“金吾不禁夜”的场景并非虚构——明代从正月初八上灯到十七日罢灯，整整十夜解除夜禁，堪称一年一度的元宵狂欢。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
从宫廷到街巷的十日狂欢
明代元宵节假期长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下令礼部：“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正式给予百官十日假期。此后每年年终，礼部都会按例请旨，形成固定制度。这一举措让元宵节不仅是民间狂欢，更是官方认可的国家庆典。
平日严格的夜禁在这十日暂时失效。《大明律》规定：一更三点钟声静后至五更三点钟声动前犯夜者，要受笞刑。但元宵放灯期间，“金吾弛禁”的传统让这些禁令暂时搁置。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放灯节五日，夜行不禁”。百姓得以在月下沉醉，在灯火中漫步，正如当时人诗中所说：“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
宫中更是张灯结彩，盛况非凡。宣德三年（1428）元宵节，宣宗赐文武大臣在万岁山观灯，命宦官陪宴。学士杨荣进献《元宵赋》，获赏钞三千贯；侍读钱习礼等人赋诗呈上，各得赏钞六千锭。宣德七年，又赐大臣在西苑观灯，并赐内阁白金彩币，派宦官送到家中。陈敬宗《元夕赐观灯应制》诗描绘当时景象：“山拥金鳌壮，云盘彩凤来。星河随斗转，珠阙倚天开”，正是宫廷元宵盛景的写照。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
最著名的是《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呈现的宫廷庆典。这幅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卷，描绘成化年间宪宗庆祝元宵的情景。画卷分三段展现宪宗在不同场合观灯：首段坐在殿前看燃放爆竹，中段观赏童子手持鱼形灯、象形灯玩耍，后段欣赏化装演出与杂耍。图中“鳌山高设，万松金阙照天明”的景象，正是明代宫廷元宵“鳌山灯火”的生动记录。这种在午门前搭建巨型灯棚的做法，始于永乐十年南京，后迁至北京西苑，成为明代宫廷元宵的固定仪式。永乐十三年虽因鳌山失火烧死多人，但未能阻止皇室继续“放火”以展现“与民同乐太平”的决心。
古代绘画中的上元节
灯市如昼：市井间的灯火流转
如果说宫廷元宵是庄严华贵的仪式，那么市井元宵就是众人欢腾的狂欢。明代《上元灯彩图》长卷，为我们留下了万历至天启年间南京元宵灯市的鲜活画面。画卷中店铺排列整齐，街市宽敞，灯架高耸，花灯各异。从举槌敲鼓、拨弦试音、扭身踢毽、围赏盆景等细节，能看到百姓游乐的欢快心情。
明代各地的灯会各有特色。谢肇淛《五杂组》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福建方言中“灯”与“丁”同音，添灯就寓意“添丁”，所以从十一日夜开始燃灯，到十三日晚家家灯火，光照如白昼。“富贵人家，内室卧室，无不张设灯具，数量几乎上千，大门敞开，任凭人游玩。街上每家门前挂两盏灯，十家就有一个彩棚。灯的装饰上至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应有尽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闹，整夜才散去”。
杭州灯市以品类繁多闻名。明人张瀚《松窗梦语》称元宵灯会“除了京城外，民俗最盛的就是杭州”。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灯市出售的各色华灯，仿生人物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类；花草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类；禽虫有鹿、鹤、鱼、虾、走马之类，“无论大街小巷，像星星分布、珍珠悬挂，明亮如白天，喧闹通宵”。
张岱《陶庵梦忆》记述绍兴龙山放灯的盛况，更是让人向往：“山上没有不挂灯的地方，灯旁没有不设席的，席上没有没人的，人人都在歌唱吹奏。男女看灯的人，一进庙门，头不能回，脚不能转，只能顺着人流，像潮水一样上下涌动，不知道会到哪里，只能听之任之”。唐寅《元宵》诗道出了灯月相映的美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妇女的元宵盛装与走百病
元宵节最动人的景象，或许是盛装的妇女走出闺门，融入月色与灯火之中。明代妇女元宵节喜欢穿白色衣饰，这一习俗继承自宋代。《武林旧事》记载：“元夕节物，妇人都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服多崇尚白色，大概是月下适宜的颜色。”
古代画作中的元宵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金瓶梅》中对此有细致描写。第十五回，正月十五李瓶儿请西门庆家女眷吃酒看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只有月娘是大红妆花通袖袄儿”。第二十四回写众人走百病，“月色之下，仿佛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帝京景物略》引张宿《走百病》诗云：“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高士奇《灯市竹枝词》也说：“鸦髻盘云插翠翘，葱绫浅斗月华娇。夜深结伴门前过，消病春风去走桥”，并注曰：“正月十六夜，京城妇女在街市行走，在明月下走桥，消除百病。多穿葱白色绫衫，作为夜光衣”。
“走百病”是明代元宵节新出现的民俗。万历年间沈榜《宛署杂记》概括其内容：“元宵游灯市……走桥摸钉，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成群游玩祈求免除灾咎，前面让一人持香驱散人群，名叫走百病。凡是有桥的地方，三五人一起走过，取渡过厄运的意思。有人说经过这晚就不会生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个，摸中的人，认为是吉兆。）”弘治年间周用《走百病行》描写：“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空穴，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
在走百病活动中，妇女得以突破平日严格的性别界限，进城入乡，上庙逛街，甚至拜访文庙、进入官署，成为元宵狂欢中最耀眼的主角。崇祯年间《帝京景物略》明确记载：“妇女相继在夜间行走，以消除疾病，叫走百病，又叫走桥”。这不仅是一次身体的行走，更是一次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
岁时清欢：文人雅集与画中元宵
和市井的喧闹相比，文人的元宵多了几分清雅。观灯、饮酒、赋诗、作画，成为文人度过元宵的传统方式。
明嘉靖年间一个上元之夜，文徵明家中聚会的场景被陆治画入《元夜燕集图》。当晚，“清蟾光吐星桥艳”“灯影星光燦九华”，星月同辉，花灯如白昼。众人诗酒唱和，“摛藻笔生花”。这种雅集传统，在周官《观灯倡咏图》中也有体现。图中八位文人聚在庭院，围坐联句，泼墨挥毫，抒发节日豪情。从题跋可知，主人王成宪家藏精美灯具，每年元宵邀请朋友观灯，已成惯例。
宫廷画家计盛的《货郎图》，展现了另一种视角的元宵画卷。这幅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作品，继承南宋李嵩《货郎图》的题材，通过精细描绘货郎架与孩童形象，呈现明代宫廷绘画的富丽风格。画面中货郎架悬挂百余件鸟形玩具与元宵灯饰，四名华服童子围绕货架嬉戏。学者注意到，童子服饰纹样间暗藏“灯景补子”——这是明代宫廷正月专用的服饰制式，证实了此画作为元宵节庆绘画的宫廷属性。货架上“专医牛马小儿”的招牌，或许还隐喻着皇室对子嗣繁育的祈愿。
《货郎图》
明代宫廷中，这类节令画并非个例。宣德年间，每逢元宵，皇帝常命侍臣赋诗呈上，评定高下。据《翰林记》记载，宣宗曾评定应制诗，以陈员外亢宗为第一。陈宗《赐午门观灯应制》诗云：“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龙遥驾五云车。巨鳌此夕移三岛，火树迎春吐万花。水咽宫壶留夜色，欢腾黎庶乐年华。”诗中既有“巨鳌”“火树”的宫廷气象，又有“欢腾黎庶”的民间喜乐，正好道出了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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