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如何让老百姓的钱包同步跟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作者：贾拥民，编辑：Berlin，原文标题：《风声｜“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老百姓的钱包怎么才能跟上？》

凤凰网原创认为，只有真正“投资于人”——切实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修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只有当人们敢于消费、愿意消费时，物价的回升才是内生、良性且可持续的。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提法再次引发舆论热议。这不仅是宏观经济议题，更是与每个普通人紧密相关的民生问题，引发了外界对未来政策导向的广泛关注。

实际上，这并非孤立信号。早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就已被确定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此前，相关职能部门及多位重量级专家也表达过类似观点。

然而，宏观意图与微观感受之间常存在差距——在收入不足、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普通百姓通常本能地排斥涨价。即便经济向好时，大众的朴素愿望也是“工资高、物价低”。面对这类主张，舆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忧：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涨价潮即将到来？

专家主张“全面辩证地看待”，暗示物价回升最终符合百姓利益。假设这一前提成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应通过何种路径实现这一目标？

政策目标与可能的现实阻碍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推动物价回升似乎理由充分。专家论述中列举了物价长期偏低的“四大危害”，逻辑较为严密：

• 第一，物价持续走低会扭曲预期，形成“低物价—弱预期—少消费—企业低利润—居民低收入—弱预期—少消费—低物价”的恶性循环，阻碍经济增长。

  
  

  
  

• 第二，低物价导致部分企业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利润收窄，偿债压力加大；再加上实际利率上升推高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

  
  

  
  

• 第三，持续的低价出口导致国内能源资源被过度消耗，却未带来相应的利润增长，反而增加了汇率升值压力。这种对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最终会恶化贸易条件，降低国内实际消费和福利水平。

  
  

  
  

• 第四，低物价会严重压缩政策空间。它不仅强化经营主体的悲观预期，引发流动性风险，导致常规货币政策失效，还会因名义GDP下降而侵蚀财政税基，加重宏观部门债务负担，从而压缩财政政策的有效空间。

  
  

  
  

既然危害如此严重，推动物价回升的必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从逻辑上讲，证明“某事有害”并不等同于“反向操作一定有益”。

关键在于，若将“物价回升”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能否打破上述困局，带来良性循环？

理想的循环大致如下：物价上涨→企业利润增加→员工（居民）收入上升→预期改善→消费与投资意愿提高→物价与经济进一步增长。

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循环。然而，这个循环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形成，从宏观政策向微观传导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阻碍：

首先，物价上涨一定能使企业利润增加吗？根据需求定律，物价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如果物价上升而消费者收入没有同步增长，意味着实际购买力下降，必然会抑制消费意愿。一旦销量下降造成的损失超过提价带来的收益，企业利润反而会减少。

其次，收入与预期的不确定性是核心制约因素。人们消费意愿下降，除了“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外，更重要的是就业和收入前景不确定性带来的担忧。如果在收入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先行推动物价回升，很可能进一步削弱消费能力，导致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

再次，假设利润增加，也存在分配难题。在现实中，企业未必会将新增利润主要用于增加员工收入，而必定会有相当比例的“截留”（用于偿债、再投资或企业主消费）。因此，员工收入的涨幅往往有限，难以支撑消费意愿的显著增强。

此外，还有一种效应不容忽视：若价格提高并非由需求拉动，而是政策推动，可能导致“虚高利润”。这会掩盖好企业与坏企业、创新型企业家与价格套利型企业家的区别，导致盲目投资和资源错配，为未来埋下更严重的内卷隐患。

在现实世界中，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很难将上游涨价转嫁给消费者。2025年以来，以银、铜为代表的工业金属及芯片、内存价格不断上涨，但手机、新能源车等终端产品却在持续降价，这正是传导受阻的明显例证。

“推绳子”效应与投资于人

上述分析指出了传导机制的隐患，但还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起始阶段，如何让物价涨起来？

这里涉及经济学中著名的“推绳子效应”（Pushing on a string）。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指出，在通缩环境下，货币政策往往像“推绳子”一样无力——央行可以拉紧绳子抑制通胀，却很难通过推绳子来刺激经济。

背后的原因是微观主体预期谨慎、风险偏好下降，即便资金成本降低，也不愿增加借贷或消费。这意味着，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必须依靠其他政策协同发力。

受外部环境、各种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财政政策的“推绳子化”迹象近年来愈发明显。因此，有必要提醒，不要走上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物价回升的道路。

由于国有经济在诸多基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为“推动物价回升”提供了一条便捷路径——行政性力量介入。例如，不少烟民发现，十元以下的香烟越来越难买到。昔日三五元的“口粮烟”价格翻倍，这实际上是通过减少低价供给来实现价格中枢的上移。在航空出行领域：廉价机票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多家国资背景的大型航司对不同航距设立了严格的价格下限（如800公里以下不低于300元），旨在防止低价竞争。高铁动车组也加入了涨价潮。继此前多轮调整后，2026年1月30日起，长三角及部分热门线路的高铁动车组票价再次上调，部分线路涨幅明显。

从根本上说，物价回升本应是经济活动活跃的内生结果，价格应由市场供求决定。若过度依赖行政力量要求部分行业涨价，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市场失灵——要素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进而偏离资源优化配置的初衷。

人们往往认为价格管制是政府“不准涨价”，其实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涨价”，也是一种非市场化干预。

综上所述，假设促进物价回升确实有必要，那么当前无论是从启动力量还是传导环节来看，都存在一些逻辑断裂和现实阻碍。

无论如何，“通过物价回升拉动消费和经济”这条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关键在于细节。要克服前述的两大障碍（传导阻碍与行政干预风险），一个清晰的逻辑逐渐显现：涨价必须建立在居民收入提高的基础上。

当前中国经济循环的一个核心约束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这是导致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打折扣的关键因素。而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因此，建议宏观政策的发力点应放在弥补短板上。如果必须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那么合理的路径是：财政政策不过度依赖基建投资或直接干预价格，而是将主要支出方向转移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上来。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真正“投资于人”，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修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只有当人们敢消费、愿消费时，物价的回升才是内生的、良性的、可持续的，专家们期待的那个“完美循环”才有可能真正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