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融通中外思想资源，构建厚实认识论体系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5年度十大论文已揭晓，议题涵盖智能社会、大模型价值对齐、AI时代教育、未来“社会学”等前沿问题，也涉及收入再分配、财政与市场等重要现实议题，还包含国家安全、艺术审美、厚实认识论、法律历史解释等重大基础理论探索。

“年度论文”评选由上海社联2013年发起，至今已选出130篇年度论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创新尝试。该评选采用无申报、广覆盖、同行评价加智能辅助的方式，将上海学者年度多学科研究热点推向全国。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探讨AI时代社科学者如何从理论、知识与方法层面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认识论不应仅聚焦命题性知识，还需包含亲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形态，若局限于命题性知识，认识论会显得单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提出的“厚实认识论”，为突破传统认识论局限提供了新思路。

在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知行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原载《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中，郁振华进一步完善厚实认识论，提出以“大三项”（理论、实践、制作）和“小三项”（亲知、能力之知、命题性知识）为框架的概念体系，并用“多股之绳隐喻”描绘人类探究活动。

2026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专访郁振华，探讨认知科学实践转向的阶段性成果，解析“知与行”哲学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及东西方哲学的交流碰撞。

以多股之绳构建“厚实认识论”

澎湃新闻：“厚实认识论”是您研究的核心，其核心要义是什么？如何突破“单薄认识论”的局限？

郁振华：厚实认识论主要针对英美主流认识论，后者过度聚焦命题性知识，研究起点狭窄，忽略了人类认知的诸多重要方面。受罗素、赖尔、波兰尼等哲学家启发，我认为认识论需兼顾命题性知识与亲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仅关注命题性知识的认识论单薄纤弱，涵盖多种知识形态的认识论则更厚实、更具解释力。

厚实认识论的构建还需拓展：我将命题性知识、亲知、能力之知称为“小三项”，将理论、实践、制作纳入考量称为“大三项”，通过二者的纵横交错形成概念框架。人类探究活动分布于理论、实践、制作领域，每个领域都涉及三种知识形态。基于这一框架，我的著作《知行哲学的新开展》（2025年10月出版）通过回答“如何理解哲学、哲学史、实在、知识、智慧”五个问题，勾勒出厚实认识论的基本轮廓。

澎湃新闻：“大三项”与“小三项”的框架如何支撑厚实认识论？在现实探究中如何理解二者的“纵横交错”？

郁振华：该框架聚焦人类探究活动——理论领域的探究离不开命题性知识、亲知与能力之知，实践和制作领域亦是如此。例如理论研究中，既需要命题表达成果，也需要对对象的直接经验（亲知），更需要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之知）；道德行动、社会治理等实践活动，工艺创作、技术发明等制作活动，都兼具三种知识形态。“纵横交错”指大三项为探究活动划分领域，小三项是各领域探究涉及的知识形态，小三项贯穿大三项，以此刻画复杂的人类认知活动。

澎湃新闻：论文提到克拉克“行动导向的表征”，它如何弥补恩格尔理论的缺陷？这种“统合表征与行动”的思路对认知科学有何启发？

郁振华：知行哲学研究需消化中外哲学思辨成果，也需汲取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认知科学发展脉络清晰：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认知科学以“认知主义”为特征，将认知视为对表征的计算，成果丰硕但局限渐显；1990年代以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兴起，以“4E理论”为代表，克拉克是重要推动者，恩格尔受古典实用主义启发提出“实践转向”，二者同属第二代阵营但存在差异。

第二代认知科学内部有表征主义与反表征主义之争：恩格尔态度极端，认为表征概念存在问题，主张彻底放弃，将认知等同于行动，强调“认知主要是改造世界而非反映世界”；克拉克则认为表征概念需修正而非抛弃，提出“行动导向的表征”（又称“基于控制的表征”），统合表征与行动，核心特征是即知即行。

这里需引入安德森的区分：陈述性知识（对应命题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对应能力之知），完整的认知理论需同时解释两者。恩格尔完全抛弃表征概念，用“指令”替代，导致难以安置陈述性知识。克拉克的“基于控制的表征”与“基于编码的表征”相对应——前者对应联结主义AI与能力之知，后者对应符号主义AI与命题性知识。克拉克指出，从发生学看，基于控制的表征具有优先性，当信息可用于不同认知语境时，可作为超然知识结构储存，形成基于编码的表征。这一机制清晰阐明陈述性知识如何奠基于程序性知识，比恩格尔理论更精致、更具解释力，为认知科学提供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既避免传统认知主义局限，又不忽视陈述性知识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多股之绳隐喻”是厚实认识论的关键模型，如何解释三种知识的复杂关系？相比传统隐喻有何优势？

郁振华：厚实认识论的构想在《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2012年初版，2022年修订版）中已提出，但当时仅聚焦小三项，理论潜力未充分展开；在《知行哲学的新开展》中，借助大三项与小三项的框架，理论得以深化拓展，“多股之绳隐喻”是理解知识本性的基本模型。

以往学界常用“建筑隐喻”与“冰山隐喻”理解知识关系：约翰内森的“建筑隐喻”将命题性知识比作上层建筑，非命题性知识（如默会知识）比作基础；“冰山隐喻”把明述知识比作冰山一角，默会知识比作冰山主体。这两种隐喻本质一致，过于简单僵硬，无法体现认知的复杂性。

“多股之绳隐喻”能容纳知识形态间多样的依赖关系。以“学骑车”为例：教练演示骑车并说“就这么骑”；学车者默记“就这么骑”。从教学过程看，教练的指令（命题性知识）依赖其骑车的能力之知；学车者对指令的理解依赖对教练演示的亲知，这与传统隐喻描述一致，但只是单一向度的依赖。综合看完整教学过程，学车者获得能力之知既依赖教练的命题性指令，也依赖对演示的亲知，展示了另一向度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多股之绳隐喻”能涵盖复杂知识情景：命题性知识有多种类型，可表达事实、规律、规范等，认识论地位不同；默会知识有强弱之分，弱默会知识形态多样，强默会知识包括亲知和能力之知等。这一隐喻为复杂知识情景提供了阐释空间，能更精准描述各类探究活动中知识的互动关系。

与“人”交流，保持“活人感”

澎湃新闻：在高度符号化、数字化的社会中，“默会知识”有何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何防止“明述知识”对它的侵蚀或遮蔽？

郁振华：“默会知识”是波兰尼1958年提出的概念，核心认知事实是“我们知道的多于能言说的”。这一概念揭示了语言的边界，彰显了认知的不可言说之维。默会知识在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过去半个多世纪形成了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三大研究脉络。

默会知识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人类活动各领域，以科学研究为例——波兰尼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物理化学家，基于自身科研经验，他强调科学研究中的技能、鉴别力、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直觉等精微认知能力，这与杨振宁强调物理学家的“taste（品味/趣味）”相契合。这些能力无法通过明述知识传递。如今数据库普及，但从海量信息中识别重要问题、选择研究方向，仍依赖默会知识。

防止明述知识侵蚀的关键，在于重视默会知识的传递方式：它无法仅通过阅读文献获得，需依托师徒关系，进入研究共同体，通过沉浸式学习习得。比如年轻学者通过访问学者项目进入顶尖实验室，近距离观察大师如何提问、应对反例、权衡假说，逐渐掌握高级精微的认知能力。

澎湃新闻：厚实认识论强调多种知识形态的交织，对当代科研创新、教育实践有哪些具体指导意义？

郁振华：科研创新和教育实践都需兼顾明述知识与默会知识，重视多种知识形态的融合。波兰尼、库恩等科学哲学的突破，与其对科学教育的关注密切相关。年轻学者成长为杰出科学家，不仅要掌握文献、数据库等明述知识，更要培养研究技能、鉴别力、判断力、品味等默会能力。这是“名师出高徒”的核心：大师能教会学生判断“孰重孰轻”，明白哪些问题值得长期研究，这种判断力无法通过书本传递，必须在研究共同体中耳濡目染、心追神摹。

澎湃新闻：随着VR、脑机接口、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发展，人类的“亲知”“能力之知”是否被重构？如何从哲学层面回应技术介入下的认知与行动危机？

郁振华：我积极拥抱这些新技术。从知识论角度看，除肉身赋予的原初亲知和能力之知，科学理论与技术发展让我们获得“扩展形态的亲知”与“扩展形态的能力之知”——VR技术能让我们体验无法亲身抵达的场景，脑机接口可能拓展感知与行动边界，这些技术赋予我们扩展形态的知识。

但需警惕技术异化风险，关键是保持“活人感”的主导性，克服“人机感”的缺陷，强调人心对算法的掌控。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人类应始终掌握主导权。我赞同张文宏医生的观点：诊疗主体是医生，AI可在辅助环节发挥作用，医生凭专长能识别AI错误。即医生需先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利用AI工具，而非被技术裹挟。总之，决断权始终由人掌握，这是抵御技术异化、应对认知和行动危机的基本原则。

澎湃新闻：知行哲学与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等领域有交集，未来是否会推动跨学科融合研究？比如将知行观应用于社会治理或职业伦理建设？

郁振华：《知行哲学的新开展》开篇提到，知行哲学与认识论、行动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等有交集。目前我的研究侧重认识论，目标是构建厚实认识论；未来计划将重心向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倾斜。若说之前的研究注重知行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未来将侧重价值论维度。学术有分工，我将专注基础理论研究，希望为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融会中西思想，做有“自家面目”的学问

澎湃新闻：中国哲学传统中“知行合一”有深厚渊源，您认为中国哲学能为当代知行哲学提供哪些独特视角？

郁振华：中国哲学自古有“知行之辨”传统，从《尚书》到宋明理学，再到近代哲学，相关探讨从未中断，方克立等学者已有专著梳理。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起专注“理论与实践之辨”。在知行哲学研究中，我试图会通中国的知行之辨与西方的理论实践之辨。

事实上，大三项、小三项在中国哲学中都有对应。大三项中，理论活动对应“格物致知”，实践活动对应“修齐治平”，制作活动对应“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小三项中，命题性知识对应传统“知”的核心——把握事理并以名言表达；能力之知在古汉语中也有体现，如韩愈《进学解》中“子不知耕，父不知织”的“知”，以及“知府”“知州”“知县”的“知”，都含“knowing how”的意味；《墨经》讨论“知”时，也触及“亲知”这一知识形态。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致良知说，直接关乎知行哲学核心议题。《知行哲学的新开展》专章讨论阳明知论，将其置于当代哲学围绕“knowing how”展开的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争中重新诠释，提炼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这一诠释引发学界讨论，黄勇教授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良知本质是“knowing to”。这样的争论有助于深化相关问题研究。

澎湃新闻：2026年及未来有哪些研究计划？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何建议？

郁振华：首先，目前研究对大三项中的“制作”讨论相对薄弱——虽在著作中多有提及，但尚未系统展开。我们处于技术时代，如何理解“制作”的当代本质，是我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其次，在“如何理解实在？”问题上，我提出“切换论实在观”，但构想还较初步，需进一步深化。再次，如何从学理上回应世界范围内“唱衰人文学”的思潮，也是知行哲学的应有之义。人文学的独特之处是开辟价值界，宗旨是提升人的形象、捍卫人的尊严，这对人类生存与繁荣不可或缺。总之，进一步深化知行哲学研究，贯通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阐发融贯的义理，回应时代挑战，是我的长期计划，任务艰巨。

文明互鉴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互为前提。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深入，可借鉴的中外思想资源更丰富。关键在于“激活”——在问题意识指引下，既要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也要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在具体研究领域开拓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学术成果。就个人而言，我希望在知行哲学研究中致敬中外哲学史上的“思辨英雄”，直面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积极思考，努力做有“自家面目”的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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