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三甲肿瘤医院的“告别艺术课”

前不久，一个“90后”上海女孩和“50后”父亲对话的视频火上热搜。视频里，已确诊胰腺癌晚期且癌细胞转移的父亲，平静地跟女儿表达对生命终结的看法。他劝女儿“别为改变不了的事悲痛”，还开玩笑说“就当我去旅行了”。

这份豁达背后，不只是父亲对女儿的安慰，更反映出当下社会生死观念正悄然改变——越来越多人开始正视死亡，希望有尊严地告别。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大众对生死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成文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这个“特殊”科室，曾因“姑息治疗”这个名字让患者望而却步，“病人以为来这里就是‘放弃治疗’，但随着大众观念逐渐转变，很多晚期癌症病人主动来我们门诊，主动要求住院，希望自己走的时候没那么痛苦。”

“我们不以‘延长生命’为目的过度治疗，也不刻意缩短生命，在治疗过程中会根据病情给患者适当用一些抗肿瘤药物，就是让病人身体舒服，让肿瘤和他们相安无事，也让病人有时间坦然面对生活。”成文武说。

作为全国三甲肿瘤专科医院中少见的以“安宁疗护”为目标的科室，18年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累计送别1000多名患者。从2007年成立时的6张病床，到如今常常满员的25张病床，成文武带领团队在生死边缘搭建起一座“安宁之桥”，教大家学会“好好告别”。

成文武教授坐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专家门诊。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 摄

一个科室的“生死启蒙”

2005年，成文武从美国知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修回来，带回了当时国内少见的理念——姑息医学。“去之前有人跟我开玩笑，‘有本事让病人死后家属不哭，才算学好了’。”成文武一开始不理解，“死人怎么能不哭呢”，直到他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看到晚期癌症患者举办的一场婚礼、家属平静送别，才明白“无痛苦、有尊严”地离世，能让悲伤变得不那么强烈。

按照国内传统观念，“死亡”是个不太愿意被提及的话题，生病了就要全力救治。2006年，经过一年筹备，成文武开设了“姑息治疗科”，2007年病房启用。“一开始，6张病床大多空着，‘姑息治疗’被误解为‘放弃治疗’，每次看门诊，我都要反复跟病人解释，我们不是不治疗，是不做让病人痛苦的‘无效抢救’。”成文武说。

黄喆是当时主动报名加入这个科室的护士长。“在肿瘤专科医院，会碰到很多快面临死亡的病人，让他们和家属平静离去，是很有意义的事。医院不只是治病的地方，也该多给患者人文关怀。”这是黄喆当初报名的原因。她还发现，这些年有不少护士主动报名，有80后、90后，有人经历过亲人、朋友离世，带着同理心，也善于发现病人内心的痛苦，“我们不只是用技术治病，更是用真情助人。”

科室刚开不久，一位晚期肿瘤病人快过60岁生日了，成文武自己掏钱给他买了蛋糕，医护人员围在病床前唱生日歌，还把蛋糕分给其他患者。“我以为活不到60岁，没想到还能在生前过一个这么圆满的甲子。”这位病人的话让在场家属眼眶泛红，一周后，病人安详离世。这个场景后来成了科室的传统——为住院患者办生日会，分蛋糕、唱祝福歌，如今很多医院也有类似活动。

成文武还在科室走廊腾出一面墙，让人画了一棵树，取名“生命树”。“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一棵真树，上面挂满患者的心愿，在我们这棵‘生命树’上，也有患者手写的一个个心愿，这是美好的期盼。”在成文武看来，这棵树就像“生命印记”，“让患者知道，即便走到最后，他们的心愿依然被重视”。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房墙上还画了一棵生命树。下图均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懿辉 摄

医学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是人文的

在这个科室，每张病床都有关于“选择”的故事。

黄喆至今记得，2020年遇到一位肠癌晚期多发转移的阿姨——60多岁，特别爱美，手机里全是和姐妹出游的照片、家庭纪念日合影，即便病重，也坚持穿老年时装。当肠梗阻需要插胃肠引流管时，阿姨坚决拒绝：“我不想让小姐妹看到我插着管子的样子，宁愿开一刀，哪怕下不了手术台，也要完整地走。”

医护团队给阿姨做舒缓治疗，药物只能减轻她的痛苦，病情恶化已无法挽回。阿姨提出一个特别要求：死后不买墓地，穿旗袍离开，骨灰撒进泥土。“家属不理解，觉得‘不埋就是不孝’。”黄喆说，科室为此帮阿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让她当面说出心愿，“我们告诉家属，‘尊重她的选择，才是最后的孝顺’。”最终，家属同意了，阿姨穿着最喜欢的蓝色旗袍安详离世。

还有一位大学毕业刚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因癌症晚期接受姑息性放疗，食道黏膜损伤吃不下东西，情绪崩溃，说“觉得自己过不去了”。护士们知道他喜欢熊本熊，特意买了玩偶，还安排了一场“捐赠仪式”，教他用凉水减轻食道疼痛。“她后来笑着说‘没想到住院还能收到玩具’。”黄喆回忆，最终年轻人选择提前出院，在老家离世，父母在她去世后跟护士们反馈，“孩子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痛苦，感谢你们的陪伴。”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房。

多年来，科室里也有一些转出去继续治疗的病人。

有的病人刚进来时说“我不怕死亡，后续想好了”，但随着病情和心理变化，又想进一步治疗。家属也很纠结，不忍心看亲人被病痛折磨，但感情上又不舍，希望“再抢救试试”。成文武遇到过一位晚期癌症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呼吸困难，浑身肿胀，曾跟医生说“不想插管，想舒服点走”，家属还是坚持把他转去ICU。最终，患者还是在ICU离世。

科室里也有“意外的”抗癌明星。本来被预计只有几周、个把月生存期，来这里舒缓治疗，后面活了8年、10年甚至更久的也有。但成文武坦言，“这只是个别情况。”

他提到一位晚期肠癌患者，15年前被说“活不过4个月”，病人抱着“放弃”心态送来，直说“活到哪一天是哪一天”，但经对症治疗、控制疼痛，患者活了15年，还去社区讲课分享经验，“癌症复发后，又撑了2 - 3年才走。”这种“超出预期”的生存期，让团队更坚信：“舒缓治疗不是‘等死’，而是‘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有质量’，生命是自然过程，我们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刻意延缓死亡，医学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有人文关怀。”

让“告别”少一些遗憾

十多年来，成文武最大的感受是社会生死观念的转变，“过去跟病人谈‘生死’根本不可能，现在，很多晚期肿瘤患者主动来门诊，有人说‘我想舒服点，不想插管子’，有人说‘我就想活一天是一天，每天都准备好没痛苦地走’。”

他记得科室刚开门诊时，“姑息治疗门诊”冷冷清清，有人看到名字就走，觉得“姑息”就是放弃，没必要看。现在，门诊一号难求，全国患者都慕名而来。

成文武说，科室从“姑息治疗科”改成“综合治疗科”是在2009年，“那时医院取消了急诊，但仍有病人紧急就医的情况，医院让我们科室承担一部分接诊任务，当时就索性改成‘综合治疗科’。国内2012年后出现的‘舒缓治疗’到后来的‘安宁疗护’理念，和我们最初的‘姑息治疗’理念不谋而合，都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被社会大众接受。”

黄喆也发现，现在的患者更愿意表达“死亡心愿”。有患者提前写好遗嘱，告诉护士“死后想捐器官、捐角膜”，有老人跟子女约定“不抢救、不插管”，还让医生当“见证人”；甚至有患者会笑着跟医护人员说“我走的时候，要放我最喜欢的歌”。“以前家属都回避跟患者谈病情，现在会主动问‘你想怎么安排’。”黄喆说，这种坦诚，让“告别”少了很多遗憾。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文武还开了一门“安宁关怀”课程，“患者和家属要学会好好告别，医生更要学会让患者接受这种理念。”他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开课，只有3个人报名，“大家觉得这个课程学了没用，但现在，限额30人的课程，总有超额学生主动旁听。”

在成文武看来，学会和患者沟通“死亡”，也是医生的必修课。这门课开了7 - 8年，影响了几百名医学生，“未来他们走上临床，就能少些‘无能为力’的痛苦，多些‘理解陪伴’的温暖。”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护士长与患者交流病情，探讨患者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生死教育需要更多社会力量

实际上，癌症晚期治疗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正如成文武所说，医学只能解决疼痛，但病人离世前后要面对很多事，比如病人对死亡的恐惧、病人家属的心理疏导，甚至家庭法律财产等问题，需要更多社会资源来解决。

护士和患者一起做的泥塑。

在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病人、病人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需要心理疏导。如今，心理医生会定期到综合治疗科做团体治疗，患者和家属一起朗读、绘画、做手工和音乐疗愈等，医学院的志愿者、医务社工也会定期来和患者交流，跟着医护人员上门随访、帮家属协调一些事务。面向医护人员开展的“死亡咖啡馆”活动从2024年起定期举办，这不是真的在咖啡馆，而是在科室内大家聊聊工作中的患者病例，谈谈对“死亡”的理解，把这个悲伤话题变成“平常事”。

成文武越发觉得，生死教育要从小普及。“现在的孩子，遇到灾难、亲人离世，容易恐慌、抑郁，就是因为没人教他们‘怎么看待死亡’。”他进一步解释，生死教育不是“教大家怎么面对死亡”，而是“教大家怎么珍惜生命”——知道生命有限，才会更用心过好每一天；知道死亡是自然过程，才会在告别时少些痛苦。

“就像那位在镜头上出现的女孩父亲说的——‘一个生命要消亡，是很自然的事情’。未来，当更多人能坦然面对死亡，当安宁疗护理念走进更多社区、学校、家庭，当‘有尊严地告别’成为社会共识，或许，死亡就不再是恐惧的终点，而是‘生命圆满’的另一种开始。”成文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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