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文学应回归烟火气与人情味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表示，“县城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窗口，也是具有烟火气、人情味，蕴藏无数故事、充满生命张力的素材富矿和灵感泉源”。这一表述精准概括了“县城”与“文学”的关系，也为写作者提供了启示：对“县城”与“文学”的观察想象，对“县城文学”与“文学县城”的辨析创造，要回到“‘县’场”，感受其“烟火气”与“人情味”。

关注“‘县’场”，思考如何回到“‘县’场”的“人间烟火”，引出了国内文学创作中“县城”与“县城青年”的问题，即现实和文学层面的“县城”“县城青年”存在结构错位。当下网络社交平台上受追捧的“县城文学”风，虽呼应了新世纪以来县城文学书写的特征，但背离了正发生新变化的现实中的“县城”与“县城青年”。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聚焦县城青年的文学作品，对当时县城面貌和青年状态进行了追踪定位。1982年，《收获》杂志第3期发表了路遥的小说《人生》，随后同名电影热映，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成为上世纪80年代县城青年群体的典型代表，也展现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县城的气质。

2008年，《收获》春夏季长篇小说专号重刊《人生》，同期推出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从《人生》到《追随她的旅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城青年书写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逻辑框架。《追随她的旅程》从1991年“一个衰老的县级市”戴城讲起，18岁的技校青年路小路在戴城的体验和记忆，暗合中国社会的特殊转型期。小说开篇“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揭示了90年代县城青年似乎都在寻找着什么。

“寻找”可能意味着“出走”。2011年，阿乙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模范青年》，讲述世纪之交的故事。叙述者“我”选择离开县城闯世界，周琪源则留在县城郁郁而终。这部小说通过对比“出走”和“留下”的县城青年，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关题材创作做了“总结”，也探讨了县城青年如何逸出片面“标准”，寻求新方向。

但在《模范青年》之后，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县城青年形象趋于概念化、同质化，现实含义和时代趋势被滞后的“标准”覆盖，读者难以看到如高加林、路小路那样清晰的青年形象。

原因在于一些写作者脱离了县城生活，进入县城青年世界时叙述失焦，只能让县城青年出走，且出走并非为了开辟新路、塑造新人，而是将其变成空洞符号，回避对书写对象的深入体察。

随着县城青年从“出走”到“被出走”，文学作品中的县城也失去了独特的空间感，成了“万能背景板”。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青年在县城”的文学主题是“出走”，新时代则要关注县城青年如何“回归”县城。

“回归”既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和行为，也涉及写作者视角、趣味、立场的调整。有志于书写“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写作者，要融入县城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感受青年群体的真实状态和情感。

颜歌的《平乐县志》和张楚的《云落》聚焦县城日常和细节，呈现了真实的县城青年形象，用行动和在场感取代想象和滞后“标准”。

只有深入了解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内核，才能创新观念、再造空间，让县城与县城青年真正“走出去”。

把握县城与县城青年题材，还应追溯其精神源头。思考曾经的县城与县城青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存在和“被剩余”情况，重新确认写作动力方向。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提到，新世纪前后县城为文学输送了很多文学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文学繁荣的基座。在文学创作中重提县城与县城青年，不仅是确定叙事空间和对象，也是重新厘定中国文学的“来处”。如何回归、认领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广阔性和复杂性，是新时代文学从业者需要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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