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供应自由中国80%的精神食粮
文化抗战 · 桂林记忆

抗战时期的桂林,享有文化城的美誉。
当时桂林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报业、书业和戏剧业。

20世纪四十年代中山路十字街至乐群路段街景
从事出版业,是许多文化人到达桂林后的职业选择。
桂林具备便捷的交通优势,既能获取较为廉价的纸张,也能将生产的书籍运送到目的地。而且,桂林急剧增加的人口,成为了这些文化产品的重要消费者。
据统计,那时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有20余家,期刊240多种,书店、出版社220余家。

20世纪四十年代桂林街景
出版业的发达,让大量文化人能够在桂林有尊严地生活。画家丰子恺来桂林时拖家带口10多人,虽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但薪水难以满足生活所需。于是,丰子恺到桂林不久便创办了崇德书店,可惜书店开业不久就被日机炸为灰烬。

在桂林期间,巴金更加努力地创作、编书、翻译,最终挣够了解决家里问题的钱,结束了他与萧珊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
1942年,茅盾从香港流亡到桂林,写了题为《雨天杂写》的系列随笔。尽管桂林的书业存在诸多弊端,茅盾也不得不承认它的繁荣,并安心在桂林创作了声誉不亚于《子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部作品交由桂林新成立的华华书店出版。

读书生活出版社部分工作人员在桂西路门前留影
1942年11月出版的《桂林市指南》如此介绍当时的桂林:桂林的文化是战争爆发后的一个大熔炉,在这里,有六家大小的报馆,作了本省民众的喉舌。尤其那文化食粮管理局——书店,不论总局或支店,大小有卅余间之多,给那些爱好阅读的人们一个大大的满足。我相信,除了战后繁盛的陪都外,桂林文化的充实、书店的众多,在后方却没有哪一处和这里匹敌的了。所以那些求知欲旺盛的人们,怎么不时时念着此胜地呢?
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书店在桂林几条街的分布:桂林的书店,以桂西路为最多,若从十字路向榕荫路走,在左边的有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提拔书店、建设书店、文化供应社、改良军用图书公司、联合书局等;在右边的有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大华、北新、时代、武学、中华、世界、军民、正中、科学等。有的正在竭力改良;有的又力求充实,前途发展正未可量。而其中科学、中华、商务、正中等书局,是全国高初小学大部分教科书的产母,文化供应社是李任仁、陈邵先等一班学者集股经营筹设的,通俗的文化读物较丰富。
从十字街向中南路走,在右边的有大时代书局、中国图书文具公司、国防、唐文南白虹书局等,在左边的有生路书店、前导书店等两间。这几家的书本都很丰富,位置适中,不十分宽阔的铺面,时有“人满为患”。
再由十字路向中北路走,还有三户图书社、大公书店、供应书社、强华书局、中央图书文具公司等亦均为读者欣往的。此外其他旧书摊、杂志社等,亦为读者足尖常踏的地方。

端木蕻良、柳亚子(左二)、尹瘦石、李白凤等人在桂林合影
“(桂林)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这是出版家赵家璧为我们留下的珍贵数字,这些文学刊物的销售数量,即便放到今天,仍然相当可观。

抗战时期出版的部分书籍和期刊
“(桂林)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应的。”

1944年的桂林十字街
光阴似箭,赵家璧的总结如今依旧激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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