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越静，福越厚

09-03 06:42

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胜。静，并非消极的沉寂，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摒弃浮躁、沉淀内心的智慧。正如程颢所说：“静后见万物皆有春意”，静中自有妙处和天地。心静之时，福自然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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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道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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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养生家曹廷栋在《老老恒言》中指出：“养静为摄生首务。”早在《论语》中就有“食不言，寝不语”的说法，这不仅是礼仪修养，更是养生之法。在静默中饮食，能充分咀嚼食物，吸收营养，减轻肠胃负担；在静默中就寝，可排除杂念，心静神凝，一夜好眠。

文学大家郭沫若很信奉静默养生之理。东渡日本留学时，他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偶然读到王阳明以“静坐”之法养病健身的故事后，便开始早晚静坐。不到半个月，睡眠不安的情况大有好转，胃口恢复如常，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此后他便坚持以静坐修养身心。

“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养生之静，在于细品万物滋味，接纳天地精华；在于给身体休养的机会；在于宁心安神，由内至外积蓄能量。如此，身体自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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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必陈于前。”在暗处观察光明，在静中观察动态，便能观察他人言行，了解其内在品性，这是识人之道。

苏轼就是这样做的。他和章惇曾是至交好友。有一天，二人来到南山仙游潭，这里地势陡峭，悬崖边只有一个独木桥，横木之下是万丈深渊。苏轼十分恐惧，而章惇却满不在乎，大步走过独木桥，还冒险在峭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写完后，章惇又阔步走了回来。苏轼静观章惇这一行为，认为他拿生命当儿戏，是个凶狠狂妄的人。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章惇拜相后，大刀阔斧支持新政，同时也向苏轼举起了利刃，苏东坡接连被贬，章惇在其中扮演了决策者的角色。

社交之中，静观是给自己了解他人真实为人的机会，也是选择最适宜社交之道的机会。何人可交，该如何交，都能在静观中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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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有言：“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三国时期的董承不懂得这个道理，最终事败被诛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忍受不了其专权，便以血书写了诛曹密诏缝于衣带，托付董承带出。曹操听闻董承面见皇帝，急忙赶来，但并未发现衣带诏。本握有胜券的董承，却不明白静能成事的道理。他四处联络刘备、王子服等十余人，大张旗鼓地共谋如何除去曹操，毫不避讳曹操的耳目，以至于家仆皆知此密谋。后来家仆告知曹操此事，曹操大怒，除刘备成功出逃外，其余涉事者皆被灭族。

所谓成事需静，一是静候时机，万事都要在准备充分、时机成熟时再行动，羽翼未丰时行动大多会失败；二是静行，不为外人所扰，不为外人所道，静中做事，自能成功。一味地躁动，是无法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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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曾说：“浮躁，是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太浮躁的心往往难有所得。杨绛是与众不同、极具静思之人。年少时，她写下《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被师长赞为“仙童好静”。婚后，杨绛常与钱钟书静默一室，各做各的学问，各有各的静思。在静思中，杨绛找到了自我的生命意义——做学问，传文明。

抗战时期，上海动荡不安，她蜗居在阁楼翻译起了《堂吉诃德》。当被外界质疑“不写抗战文章”时，她回应道：“乱世需有人守住文明的火种。”静思，是为了不随波逐流，在汹涌人潮中明白自我所需；是为了能在所求之事上潜心钻研，有所得、有所成。正如朱光潜所言：“你站在这潮流里，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外界纷纷扰扰，不妨在静思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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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闹中取静。”比起文学家，汪老更像是一位生活家，能在俗物中见雅趣，能于闹市中存静心。他幼时就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深感其妙。后来，他养成了一个“静心”仪式。每日清晨，他必泡一杯茶，在家中老旧的沙发上静坐一小时，任由思绪游走，曾经的颠沛流离、苦难生活，便在这静心中化为前尘往事，于眼前清晰，于心中模糊。

汪曾祺的静心，可贵之处在于能让他在入世中出世，不为俗事所束缚，亦不被苦难所打倒。凡所经历的人与事，都能幻变成笔下最澄澈天真的文字。

愿你我在生活中都能保有这样一颗静心，于“静”中丰盈自我，于“动”中毫无保留地热爱生活，将无趣化为有趣，将痛苦炼为通达，胸中自有丘壑。静水流深，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