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全球知识生态的关键因素

原创 杨雪 中国社会科学网 北京

在全球知识生态加速重构的当下，“知识去殖民化”与多元知识体系的建设引发了更多反思。匈牙利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社会传播学教授马顿·德米特（Marton Demeter）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全球知识体系呈中心—边缘结构，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着评价标准与传播渠道主导权。面对这种不平等，中国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力图突破单一话语束缚，为全球学术增添多元声音。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被视为打破知识壁垒的希望，但也有加剧不平等的风险。德米特深入探讨了全球知识生态的深层矛盾，剖析了中国模式的独特路径，呼吁在自主与开放间找到平衡，通过多语种、多中心对话，迈向更包容、互联、公平的全球学术未来。

谁在定义知识：中心与边缘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知识体系”是学术与政策讨论的高频词，但含义仍待明晰，您如何定义它，在全球视角下又该如何理解其结构与功能？

德米特：知识体系就像思想生态系统，它不只是事实与数据集合，更是完整结构，决定了谁能定义知识、知识如何生成与传播，以及哪些声音被放大或抑制。这一体系涵盖大学、资助机构、出版商、数字平台、语言等级、评估标准和“严肃研究”的社会规范。

在全球范围内，该体系并非中立。几个世纪来，少数西方国家在界定“有效”或“国际性”知识上话语权过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常需通过西方主导渠道，如知名期刊、英文同行评议或引用网络，才能获全球学术界认可。这种结构形成了等级体系：富裕有影响力的“核心”掌握规则制定权，多数地区处于“边缘”，被动遵循规则，而非主动参与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当下突破性知识创新放缓，您认同吗？哪些因素影响全球知识创新动力？

德米特：这取决于观察角度。若只看传统西方“中心”，会感觉有停滞，那里的研究多是重复渐进，注重细节而非突破。但从全球看，知识生产蓬勃发展，中国、印度等新兴科研力量成果不断增多。

问题不在于人类停止创新，而在于现有体系奖励重复从众，不鼓励变革性创造。学术评价体系强调短时间大量产出，要求成果发表在高声望英文期刊。这使研究者倾向选择稳妥课题，而非高风险、有变革性的项目。

知识创新的地理分布也受不平等制约。“边缘”地区研究者缺乏获取知名数据库、进入全球学术网络和获得国际认可的资源。少数精英机构和出版商对学术资源的把控，强化了现有权力格局，让“中心”群体主导地位更稳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平行“高速公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增多，您如何看待其意义，推进中会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德米特：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为突破西方学术话语主导。尽管中国已是科研大国，但国际认可度仍依赖西方期刊和理论框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旨在制定符合国情的学术标准，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和评价机制，直接向全球贡献原创思想，无需西方话语过滤。若成功，将推动全球科学多元化，减少对单一文化和语言中心的依赖，促进知识生产公平开放。

然而，建立独特体系时，保持与全球数据共享、国际合作和学术网络的兼容互动是难题。这需在自主与开放间找到平衡。可将全球知识看作对话，目前由西方强势话语主导，其他国家要用别人的语言和规则才能发言。中国建设自己的对话空间，是争取平等的重要一步。

此外，构建多个区域性自主知识体系，如中国、拉丁美洲、非洲等，既能用自身话语发声，又能通过开放数据、合作平台和互译机制实现平等国际交流。真正的自主不是自我隔离，而是能自信参与全球知识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研究中国知识生产及其在全球学术格局中的角色，能分享近期发现和思考吗？中国学术生态有哪些突出趋势或特征？

德米特：我对中国在全球学术体系地位的研究有新发现。2019年起，中国学术论文总量超美国和欧盟；2021年起，高被引论文量居首。这显示中国学术产出和影响力提升。同时，政策鼓励学者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如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提升中文出版物地位。不过，不同学科表现不同：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与全球科学体系融合度高，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本土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仅为全球学术体系做贡献，还在建设自己的学术基础设施，包括人工智能数据库、国家级引文索引系统和替代性评价机制。可以说，中国在修建平行的知识“高速公路”。

构建更公平的全球知识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英语在全球学术传播中像“语言壁垒”，学术界如何打破英语单一霸权，实现多语言知识生态？

德米特：在全球学术生态中，英语像通往世界思想“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未受英语训练的学者成果难获认可。若英语主导地位松动，将有重塑知识传播体系的契机。

未来，多语种学术期刊会增多，文章摘要多语言翻译会普及，这利于不同语言背景学者交流，促进学术思想跨语言传播。构建非英语文献单一标准的全球学术数据库，能让知识呈现更多样。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进步为跨语言交流带来可能，使知识流通更好保留原意。

此外，学术评价体系应更多元。同行评议不应只看是否符合英美论证风格，而要关注原创性、问题意识和与本土语境契合度。在开放、多语种、多中心的学术世界，知识将多路径流动，不再仅从英语世界单向辐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开放获取、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能打破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吗？

德米特：理论上，这些技术可让“边缘”知识更自由流动，减少对西方出版商和期刊的依赖。但研究发现，开放获取不一定带来公平。很多高影响力期刊收取高额文章处理费，费用随期刊声望增加。这形成“付费发表”门槛，经济差的机构或国家的研究人员难以承担，导致新的不平等，学术话语权仍集中在西方机构。科学“民主化”可能沦为市场驱动体系。

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也有局限。多数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数据来自西方，推荐、翻译和处理信息时会复制现有权力结构。除非技术基础设施涵盖多样知识传统，否则会强化不平等。

因此，开放获取、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虽有“去中心化”潜力，但不纠正背后的经济和结构偏见，会加剧不平等。实现学术民主化，需重新审视出版模式，在“全球南方”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多语种应用，确保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多样。否则，构建公平全球知识生态的梦想难以实现。

目前，我在研究影响科学的底层结构，包括网络、评价实践和新兴技术。目标是理解不同国家路径，如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如何与全球动态相互作用，影响科学全球演进。我希望促进不同科学传统和区域间的理解与对话，呈现科学的多元未来，推动形成多种知识体系共存、合作与互补的全球学术环境。

原标题：《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全球知识生态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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