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父亲身份的多重谜团

1943年6月，好莱坞名人卓别林遭遇一场官司。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她指控卓别林是自己刚出生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

这场官司持续很久，波折不断。血型分析显示，琼是A型血，卡罗尔是B型血。按照血型遗传法则，婴儿的父亲应是B型血或AB型血，而卓别林是O型血，不可能是孩子生父。但琼的律师认为血型分析不可靠，因为它只能排除不可能的父亲，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1945年1月，由11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三小时讨论，判定卓别林是女婴的父亲，他要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直至其21岁。

这场诉讼与其说是关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于道德和正义。一边是富有的卓别林，另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上人们会倾向后者。卓别林被认定为父亲，并非因为血缘关系，而是他与孩子母亲曾有亲密关系。从社会和法律角度看，这类亲子诉讼是为了维护孩子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经济保障。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社会因素的考量会优先于血缘关系，既要避免孩子成为社会负担，也要打击不正当男女关系。

在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前，确定父亲身份只能依据社会事实。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生母在合理时间内有亲密关系，就要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这种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独有，很多社会的法律传统都有，且历史悠久。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拉尼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中指出，婚生推定原则存在于多种宗教和不同地区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

1945年，意大利男子雷莫·奇波利起诉妻子通奸，否认自己是混血婴儿的父亲，因为孩子明显是黑白混血。当时人们都知道，二战快结束时，很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驻扎在当地。这个婴儿被称为“比萨的小摩尔人”，事件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判定奇波利在法律上是孩子的父亲，他要承担相应义务。

在奇波利案中，孩子的肤色已揭示生父真相，但法律选择无视。这表明人们既想从生物学定义父亲，又忌惮真相的后果。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生物学上的父亲身份常被法律和政治遮蔽。

奇波利案中有奇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三个主角，孩子的生父美国黑人大兵缺席。在大量讨论中，没人提及他的身份，这并非偶然，他的身份从一开始就被意大利法律和美国军方法律主动抹去，美国军方还阻碍士兵与当地妇女结婚。

在人类历史中，怀孕和分娩这些生理事实让母亲身份明确，但父亲身份却不确定。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的深层意识结构，是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从荷马史诗到《哈姆雷特》等，父亲身份之谜是永恒话题，能解释人类社会进化、经济关系兴起、性别角色变化等。

在世界范围内，确定父亲身份很重要，它关系到财产继承、姓名拥有、社会成员身份等。在纳粹统治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一个人的种族身份，甚至生死。

19世纪前，父亲身份主要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确定，如婚姻状况、抚养支持等，依据社会网络、口头传统和父亲对孩子的态度。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分析方法，20世纪初，血型检测用于亲子鉴定，但像卓别林案一样，只能排除不能确认。分子生物学发展让亲子鉴定进入新时代，从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到新一代测序技术，鉴定越来越精确快速。

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揭开了生物学父亲身份的神秘面纱，能确定遗传背景。但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未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的确定性反而凸显了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移民、城市化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多元化，辅助生殖等技术进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会更复杂。只有探索权力、性别、社会等级等历史，才能理解父亲身份。

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紧密相连，它不只是生物学概念，还是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概念；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视角，综合运用多种历史写作手法，将各类档案记录交织，展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 [美] 娜拉·B. 米拉尼奇 著，马百亮 孙德昕 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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