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孕面面观|产科医师的忧虑和期待

05-01 09:43

54岁的产科医生汪栗(化名)经历了90年代末产科的忙碌:一夜8次剖腹产,2-3天翻班。下班回家洗澡,睡觉,醒来后马上去产房。但就在一年多前,医院的产科悄然关闭。汪栗还记得,在产科关闭之前,有时候整晚都没有剖腹产患者,除夕也没有新生儿出生。


汪栗在上海一家区级综合医院工作,见证了医院整个产科的发展。“从过去的‘一床难找’到‘门庭冷落’,再到完全关闭,一些产科医生去了行政机关,而另一些去了医院感科。产科一关,妇科就缩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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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当下,产科正在进入“严冬”。2024年2月底,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拯救产科”,引起众多产科医生的共鸣,也讲述了这个群体的隐患:产科关闭后我们转行做什么?


在上海,与三甲产科医院相比,区综合医院和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即使还没有关闭,一些医院也在经历“产科病床不断减少”的现实。


在全国范围内,医院的产科关闭不再是一个例子。一年来,浙江、广州、福建等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了分娩服务,仅媒体报道的就超过10家,目前大部分还集中在中小医院。


除了“担心”,还有另一种声音。“产科关闭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家三甲专科产科医院的负责人认为,要正视现状,冷静应对,考虑如何让产科更强。


作为区级综合医院的产科医生,伍颖(化名)看到科室孕妇分娩量降至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她坦言:“正是因为产妇少,我们才有机会‘充电’,更细致地管理孕妇,把‘生得多’变成‘生得好’。”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医院,2023年8月18日,医生在新生儿监护室忙碌。这张照片 视觉中国


产科医师的担忧


目前,随着分娩量的逐年减少,产科床位的不断减少,产科感冒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此之前,我们业内有一句流行语:金眼科、银外科、妇产科。”20世纪90年代末,汪栗成为一名产科医生。当时她30多岁,加班成正常状态。产房里孕妇的叫声一个接一个,手术一个接一个。由于身体原因,她不得不从产科转向行政岗位。“她被迫转型。毕竟作为一名产科医生,她有很多锻炼的机会,孕妇也不担心。”


当时,汪栗从来没有想过医院的产科会有一天关闭。但近年来,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妇挤进三甲专科医院,区域内妇幼保健院的卡建设人数逐年减少,只好接受这个现实。曾经和她并肩作战的产科医生,有的也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有的去了医院感科。


汪栗记忆犹新。就在一年多前,医院产科关闭的时候,一位产科医生过来对她说:“我们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拒绝的一组”,“尤其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产科医生,内心非常失落。”


年龄是产科医生转型的最大障碍。45岁的产科医生伍颖也感叹:“如果你还年轻,你仍然有资本学习新项目。但是,如果你老了,50岁了,你就不会再考研了。转型很难,或者只能做医疗无关的工作。”


伍颖在另一家区综合医院工作。“我经历了产科的高峰期。一个月有400多个孩子,每天都在加班。现在一个月至少只有70到80个孩子,多的时候只有120多个孩子,高峰期几乎只有1/4。”


来自区综合医院的产科医生华敏(化名)也表示,虽然她所在医院的产科没有关闭,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生育率下降了,我们的业务量一直在萎缩,病房的床位数也会减少,所以被分配到其他专科。目前我们也在做一些适合情况的转型,比如发展生殖医学,但是生殖医学的发展也需要市场需求的支持。”


在上海,与三甲产科医院相比,区综合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近年来分娩量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2024年2月10日,上海第一个龙宝宝出生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数据图


“生的人少了,产妇更愿意去大医院建卡。毕竟大医院更有处理疑难危重情况的经验。区级医院通常承担普通孕妇的分娩工作。”一位三甲产科医院的产科医生说。


伍颖有时会担心,随着医院产科的萎缩,愿意做产科医生的人会越来越少。“作为培训基地,我们过去一年最多招收了四个(培训生),但现在一年只有两个。自2012年成为培训基地以来,我们一共毕业了15名培训生,其中2名没有成为医生,1名转型为b超医生。”伍颖说,也许以后招生会越来越难。


这种担心也存在于儿科医生、学前教育等众多人群中。正如段涛在一次采访中所说:“产科分娩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业务也少了。相应的,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孕婴行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影响。”


助产士全程陪伴和指导孕妇减轻疼痛。


在产科受冷的背后


目前医院产科关闭已经不是个案了。纵观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省份的医院已经暂停或取消了分娩服务。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有10多家医院被媒体公开报道。


事实上,中国的助产资源并不充足。根据财新周刊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每万护士和助产员有33人,分别是芬兰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对产科受冷的现状来说,最直观的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2016年的生育高峰之后,全国各地的出生人口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17年到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65万人、902万人,数量逐年减少。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减少到2021年的793家,减少了16家。与此同时,全国妇产(科)医院的病床利用率也从2019年的52.24%下降到2021年的44.08%。


在段涛看来,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从某种意义上说,事物的生产与人类生产成反比。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诅咒,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一项官方统计解决了女性“不想生”“不想生”的原因。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23年发布的2022年人口变化统计调查数据,在上海居住人口中,不打算怀孕(下一个孩子)的主要原因是“对现状满意”,占比近一半,占41.8%。;二是“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占28.5%,“年龄或身体原因”占13%,之后分别是“其他”、“无人照顾孩子”、“希望生活更轻松自由”、“担心工作或个人发展受到影响”、“缺乏适当的托儿所和公共服务”(并排)、“其他家庭成员的建议”(并排)。


然而,在“理想儿童数量”的调查中,超过70%的上海户籍居民希望生一个孩子,近一半的外来居民希望生两个孩子。


然而,外国孕妇有更多的选择。“最初,在我们产科的巅峰时期,四分之四的孕妇都是外国孕妇,但近年来,外国孕妇明显下降,有的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孩子。”伍颖叹了口气。


汪栗认为:“一方面,时代在进步,女性地位在提高,对生育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比如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给了很多育龄妇女延迟生育的理由。”


产科服务本身的经济特点也需要注意。一家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决定了产科绩效的评估,也决定了产科医师的收入。在国家医院绩效考核标准下,产科不涉及高级四级手术,使得产科在医院科室考核中没有优势。“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产科要做好,就要做好预防和保健,而不是评价重点疾病。产科和其他科室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检查站向前移动。”


2024年2月10日11时06分,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分娩室迎来龙年第一个“龙宝宝”出生。


产科医师的期待


目前,留住产科,留住产科医生,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是在一些综合性医院,不要完全放弃产科。产科虽然经济效益低,但责任重大。一个孕妇背后有两条生命。产科一旦萎缩,人才队伍就会流失,母婴安全保障就很难实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院长程蔚蔚作为一名有30多年临床经验的产科医生,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责任。根据要求,原则上至少有两家公立医疗机构可以为人口超过30万的县(市、区)提供助产服务,原则上至少有一家县(市、区)人口超过30万;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要保证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助产服务水平。


“作为郊区的区域医疗中心,我院的产科服务功能一定会得到保存,我们还为周边四个镇服务。”为了稳定产科医生团队,华敏所在的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倾斜了产科医生的工资。“很多综合医院会考虑把妇产科放在一起计算业绩,我们医院也是如此。这样,产科医生的收入就会相对稳定。”


伍颖也有一些期待。在她看来,她所在医院的产科年龄结构比较好,大部分医生都在30岁左右。“对于我们的低年级妇产科医生来说,他们会在妇科和产科之间轮换。他们今年可能在产科,明年可能在妇科。这意味着产科业务量的减少对每个人的收入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即使产科医生较少,妇科医生也可以参加24小时值班,以确保分娩安全。”


与过去忙于加班相比,伍颖现在可以正常上下班,工作也很丰富。“病人少了,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严格了。就单个孕妇而言,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比以前多了很多,管理也更细致了。”这是伍颖前所未有的感受。


伍颖解释说,与20多年前相比,虽然分娩量有所下降,但接受治疗的高危孕妇更多。“过去,在分娩的人群中,20多岁的女性是主要群体,很少有40岁以上的女性分娩。但是现在30岁以上的女性是主力,20多岁的女性很少,很大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人。这些变化在过去的五年里非常明显。与此同时,这些孕妇在经济实力上也更好,对临床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


“正是因为分娩量的减少,我们的产科医生才能有空余时间去应对这些老年高危的孕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从而保证分娩的安全。“伍颖进一步表示,过去产科遇到的孕妇大多是一般案例,但现在医生要做的是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整体提升,我们也希望在新生儿抚摸、家庭参与、孕妇学校等方面给孕妇家庭更好的体检。”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认为,未来产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对孕妇的关爱服务,包括对其心理、睡眠障碍和营养健康的关注,以及产后门诊和新生儿保健的发展。只有积极应对当前产科带来的挑战,才能真正促进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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