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80载，“发展中国家”内涵几度变迁

■ 陈 曦

“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64年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发展中”作为衡量一国发展程度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社会应用实践中，都经历了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从单纯指向减贫和经济增长到全面评估“人的发展”的重大转变，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衡量标准也随之不断演进。

回望联合国成立之初，正值二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普遍贫穷落后，其多表达了渴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1948年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期间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首次系统性地将经济发展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并进一步将世界划分为北方和南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独立后的广大亚非拉欠发达国家开始走向联合自强，以对抗冷战期间美苏双寡头地缘政治集团，并将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将20世纪60年代指定为“联合国发展十年”，并通过了一项《国际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的决议，其最终促成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立。

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经济发展为议题的重大南北会议，亦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发声并参与国际经济措施的制定，大会声明指出，“发展中国家将自身团结视为这次会议的突出特点，这种团结源于面向发展的基本事实，国际贸易新政策需要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具有共同利益”。此后，发展中国家逐渐取代了形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贫穷国家、落后国家、欠发达国家等概念而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使用，南北世界二元格局自此愈加清晰且延续至今。

同在此时期，发展经济学蓬勃兴起，西方学者构建了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穷和经济落后的原因，并普遍认为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关系调整。然而，国家干预理论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减贫和经济增长实践中屡遭挫败，即便是在70年代主张经济自由化的新古典复兴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主流，其仍旧被实践证实并非促进发展良方。

行至8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迎来重要转变——对“发展”的阐释不再限于减贫和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于1981年提出了奠定此后国际社会普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理论基础的“发展”概念：“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其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发挥全部潜力，不断扩大其选择范围，并考虑后代发展的可持续性。”

此后，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的界定开始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系统化和指标化。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6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塑造21世纪：发展合作的贡献》、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诸多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到关于“发展”的阐释向度在不断演进和拓展，发展中国家的衡量标准也随之从狭隘的经济发展水平转向广义的“人的发展”水平。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始终没有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明确判定标准。目前，提及如何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际，多使用世界银行集团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工业竞争力指数，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基于模糊判定的分类。显而易见，以上诸指标在作为一国是否为发展中国家的判定上多有以偏概全之嫌。

与当代“人的发展”概念最接近且最全面客观的反应国家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应属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的评估指标体系：依据收入、人力资产、经济和环境脆弱性三大指数及其项下15个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囊括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并兼顾地域差异、人均差距、代际公平和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不仅适用于评估最不发达国家，而且适用于评估全球任何国家的发展程度，可推而广之成为一国是否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国际权威判定标准。

从更深层次的历史角度来看，无论发展概念如何演进、发展程度如何评估，发展中国家绝不只是对于一国经济水平乃至发展水平指标的机械量化和评判。“发展中国家”这一称谓和身份不仅面对当下和未来，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其凝缩了近现代广大亚非拉国家饱受西方殖民列强侵占劫掠、在战火中涅槃重生并在战后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艰难求存的百年激荡，理当不弃不忘。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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