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到底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意味着什么？

1897年，康有为主编《日本书目志》，主要依靠他通晓日语的女儿康同薇的帮助，书中已经统一使用了标准化的译词“体育”。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用的也是“德育、智育、体育”这样的措辞。他在多篇文章中继续使用这个译词，对推动这个概念和用语的普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在译词标准化之前，不同的翻译方式还在不断出现。许多新造词也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对应概念和措辞。比如“运动”即来自董仲舒《雨雹对》中的“运动抑扬，更相动薄”。这段时间，“体育”也曾与“体操”一词混用，“sport”也曾被讲作“游嬉”——像前文所分析的，东西语境下这是两个可以近似相对应的概念。

严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翻译为既古雅又贴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对于“三育”，他的译法是“民智、民德、民力”。“体躯教育”在他这里讲做“鼓民力”。虽然严复后来也转向使用“体育”一词，但“民力”这样的译法确也很好地彰显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知识分子急切的家国责任和自强意识。它使身体的锻炼和一个更扩大、更宏观的民族自尊概念直接挂上钩。

中国近代的体育项目萌发于西风吹入东方的年代，“体育”这个词的译介发生于救国图存一系列呼喊的早期，二者同步并举。彼时青年们想要引入先进的启蒙思想，引介西方强国的教育体系，以期佑启乡邦，振导社会。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体育”一词直接指向的是体格的教育和提升，但在历史的语境下，它也保有激烈竞争的意涵。这个竞争不只是个体的杰出，城邦的荣耀，也在于一个国族认同的想象和叙事：弱国在一个来源于强国的体系下被看见、被尊重。

蹴鞠是中国的发明，其核心是嬉戏和社交，而现代足球属于西方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运动体系，世界杯也显然是以竞赛为核心的赛事系统。在观看赛事的时候，即便没有所谓自家的主队，作为观众的我们有时候仍隐隐倾向为两队之间的弱国、小国，或者被殖民国叫好，暗暗期盼不可思议的扭转和出人意料的“爆冷”——这也正是足球的一大魅力。可以看到，这一强国强民的心理机制在我们的用词上都可以找到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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