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重庆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20年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被审议通过。其中提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一年后，首批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花落重庆，使这一中西部地区的直辖市再次成为人们的焦点。

“消费”背后，亦离不开更高水平的服务业发展和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在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张国华看来，“中心”不是指定出来的，而是发展出来的，需要我们更好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结构、城乡空间、消费特色等方面找到巴蜀地区独特的竞争力。

    新城市化发展逻辑与中西部战略节点

UC：成渝双城经济圈是我国中西部的关键节点，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从城市发展的逻辑上看，它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国华：我国现代化道路上面临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其中城市化是最核心的命题。因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也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城市化模式的选择是非常复杂的，它将决定我们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文明等的实践，也决定着如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当然，我国的城市化逻辑也随着发展阶段而发生着变化。战略意义上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是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群。与东部沿海的城市群相比，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化的发展路径，经济体系发展的底层逻辑，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是“内外双循环”。我们国家过去的发展与东部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形成了一个“外循环”的全球贸易体系。但今天，无论是中外关系还是产业关系，整体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央提出了“内外双循环”的新格局，要求内外并重。

第二个逻辑的变化在于，我们过去强调“生产”，在全球贸易中主要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现在我们更强调生产和消费并重，服务业和消费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提升。另外，我们也从追求“有没有”的工程、产品（硬产品），转变为追求“好不好”的服务、消费（软实力）。

第三，传统的城市主导功能是商品交换。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当前的大城市的主导功能已经从商品交换主导转变为思想交流，这背后就需要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支撑。

第四，当前产业人口转移集聚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从“人跟着产业走”转变为“产业跟着人才走”。那人才跟着什么走呢？人才跟着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走。

乔尔·科特金在《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一书中提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汇聚。

UC：如何看待重庆成为首批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会如何影响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

张国华：重庆是首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里唯一一个中西部城市。从消费本身来说，重庆乃至成渝地区有着非常好的基础。“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重庆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红”城市。可以看出，重庆的入选是寄托着国家非常高的希望，对于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

说到“消费”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消费”与“产业”的关系，尤其是服务业的作用。

首先，从三大产业类型来看。第二（次）产业是从第一（次）产业中分化出来的，第三（次）产业又是从第二（次）产业中分化出来的，每一次分化都带来了产业效率的根本提升。

从这一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农业、工业的转型升级，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取决于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注入，比如更好的金融、更好的科技，更高水平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等。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产业发展中存在很多“卡脖子”项目，实际上，我们被卡的不是“脖子”，而是“脑子”。只有发展好能提供更多“脑子”的（生产型、消费型）服务业，才能带来产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产业的发展源自于市场的发达，发达的市场则意味着市场中有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而这些需求往往来自从事中高端服务业的人群，这些人群不但产生消费需求，并反向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智慧，形成闭环。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从事中高端服务业的人群，他们的成就很多时候并不只取决于工作的八小时之内，而在八小时之外。对他们来说：闲暇出智慧，自由出智慧。不同职业的交流碰撞产生创新，也就是从商品交换主导，转向思想交流主导。

在这方面，成渝地区的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方面走在我们国家前列，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也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破除服务供给“悬崖”

UC：城市群协同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意味着促进与消费有关的产品服务、人员、资本要素的流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在交通、公共服务、政策等层面的一体化应如何推进？

张国华：国家对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中就重点提出，要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突破口，城市群一体化作为空间载体。当具体落实这个目标的时候，关键的难点在于如何破除服务供给的“悬崖”。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它在服务供给方面存有巨大的“悬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学校、医院，相比而言天津、河北就要差一些。这道“悬崖”不止存在于城市群中，也存在在于城市内部。

比如，北京最好的学校都在三四环，五环外基本没有，所以有个说法叫“五环内外的两个世界”。这一规律在成渝同样适用。好的服务供给都在中心城区。从更可感知的层面看，这个“悬崖”也体现在各种切实存在的围墙、断头路。如果连最基本的交通一体化都实现不了，那么产业的一体化、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就更谈不上了。

最近，重庆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联合颁布了《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交通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其中的核心。当然，要真正消除这道“悬崖”并不容易。

我认为，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而言，未来发展要持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同广度和深度，形成更加紧密协同的发展格局。其中，交通与公共服务协同的一体化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力抓手。

从人类文明的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农业文明时期由于技术条件限制，交通系统以“通达”为目标，而并不追求效率，比如我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

到了工业文明时期，我们强调效率与规模，往往“大干快上”，建设大量快速路，并不考虑与环境的结合，甚至对环境形成了冲击。而当前的知识文明、城市文明阶段是由消费经济主导的。消费、娱乐等休闲空间变得日益重要，交通空间也更强调与高品质环境的融合，需要与其他城市功能结合。

例如过去几十年，我国的传统做法是在轨道站点周边开发房地产，于是一大批的“睡城”、“卧城”形成了。真正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先打造交通中心，随后发展商业中心，和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用服务中心。

人才，尤其是从事科技研发的人才，会跟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走，这样一来，城市轨道、铁路站点地区的产城融合也就发展好了。这种融合一体化发展，这也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底层逻辑。

    服务业发展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UC：重庆有着广阔的行政辖区和复杂的治理层次，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不仅强调消费，更要对国际和中心两个关键词提出要求，您认为重庆主城区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有哪些挑战？

张国华：重庆，是一个由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多民族组成的，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因此，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一步认识、尊重、遵循好城市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

首先，重庆当前仍面临着从农耕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问题。在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回到计划经济的桎梏中去。为什么需要再次强调市场经济？这一点是针对计划经济而言的。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说，服务业至关重要。

而今天，唯有市场经济，服务业才能更好发展；以“唯上”为底层逻辑的计划经济，是发展不出好的服务业生态的。“国际”也好，“中心”也罢，都意味着要为全球、全国、成渝双城的芸芸众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心”不是指定出来的，而是发展出来的。因此，唯上的、所谓“领导说了算”的计划经济是难以发展好服务业的。

所以，特别需要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地理区位论，商业和服务业适配三个不同的用地类型原则：

第一是市场原则，适合低等集中用地，例如家门口的菜市场、理发店、咖啡馆、酒吧等等。这些业态的发展只要遵循市场原则，政府无需干涉。

第二是行政原则，适合的是中等集中用地，即以中小学为代表的基础教育，和医院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这类属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按照行政区划的原则在空间上进行配置。

第三是交通原则，适合的是高等集中用地，比如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CBD、会展中心等等。这些业态在空间上的集聚跟着机场、高铁、地铁等交通枢纽布局。

其中，政府最接直接主导的，是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而间接主导，是通过对大型交通枢纽构建的主导，引导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而在打造高品质消费空间时，尤其在街区、街巷层面，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主导作用。

这两年我们能看到，有些城市的街区更新、城市更新中，过于以政府为主导，往往让有活力的街区变得失活。

在服务业当中，我们又需要对不同的职业人群有新的认知。

国际上，观察那些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世界城市，坊间所谓的“高端”人口（以金融、科技及专业化服务为主的就业人口）和“低端”人口（如保姆、清洁、门卫等基础性服务业就业人口）在这些城市都获得持续增长。但前者的收入增长很快，而后者则在过去二十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二者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接下来，成渝要发展消费经济，必然需要大量从事基础性服务业的所谓“低端”人口，但我们不能走西方世界的老路。我们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就要思考怎么把这个问题破解好，要让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提上去，让他们在城市能享受到好的公共服务。

在这方面不但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去开展，还需要从思想上解决好对“高低端”人口如何更好共同协作和各得其所的理念认知。

最后，我们还要构建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的新治理格局。所谓“有效政府”，就是要明确并落实自己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恪守市场经济的原理，因势利导地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管理。

说到市场，一般的说法叫“市场有效”，这里我换一个说法，叫“市场有为”。对市场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随着消费走向多元化、个性化，未来的新业态、新消费需求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来说，将来一定需要产生一批国际化的消费服务企业。对他们来讲，需要考虑的一定不止是重庆人的需求，而是成渝、全国乃至全球的需求。只有当市场“有为”了，才能形成“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发展氛围，从而成就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繁荣。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新的产业发展时间维度，从过去的急功近利走向长期主义。过去我们搞“七通一平”可能一两年就干成了，但现在，一个好的商业环境要三五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发展起来。这其中，政府要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无论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治理，还是考核、激励、容错机制都要发生根本变化。

    成渝双城经济圈：大城市带动大农村

UC：从地缘、文化和经济结构层面，成渝双城经济圈在打造自身消费特色方面有哪些优势和难点？

张国华：成渝所代表的巴蜀文明在农耕文明时期就是人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这是它的本底，也为成渝的消费经济发展打下来非常好的基础。进一步看成都和重庆，又各有各的特色。例如，四川多山，重庆多水；又如，它们都是火锅的发源地，但也有所差异。

文化底蕴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上，两城在制造业上也有趋同的特点，比如通信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和以汽车为代表的高加工度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在未来，这两个城市的双向交流交融必然有助于创新发展。

当然，成渝也有它的发展难点，首要一点就是大城市如何带动大乡村。我们常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渝的山水空间显然增加了联通和发展的难度，但我们如果能够克服难点并合理利用这些自然要素，它也会成为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

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时候，重庆这种大山区、大乡村的空间类型或许是一种发展阻力，毕竟农业需要平原、工业也需要平地；但到了这一轮发展中，大城市的高端需求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乡村链接起来，去带动大农村、大山区的发展，并且产生新的消费空间。

其中城市文化的繁荣，是带动周边发展的一大抓手。例如，巴蜀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文化，都很具有传播力。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价值的挖掘着手，做大非遗消费市场。

一种做法，是加强非遗产品及衍生品的开发，是物质消费。重庆漆器、荣昌夏布、梁平木版年画、彭水苗绣等体现重庆文化特色的非遗传统工艺，都具有向创意型、礼品化发展的潜力。通过与国内外知名时尚品牌合作，发展出“重庆手信”“重庆礼物”等联名时尚产品。

另一种做法是精神消费。例如依托“川江号子”、川剧、铜梁龙舞、娇阿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以发展非遗演艺，以及与重庆非遗相关的影视剧、综艺、动漫、游戏、直播等文化产品，不但扩大了非遗消费受众人群，还丰富了城市消费的内涵。

此外，从城乡结构上来看，我认为成渝还可以参考瑞士的做法。金融在瑞士的产业中占比很大，此外还有以钟表为代表的高溢价精细制造产业，同时瑞士的乡村也非常令人向往。

参考苏黎世的城市设计，他们采用了一个非常快捷便利的轻轨交通系统，让人们能够方便地进入苏黎世市中心，如此一来就消除了城乡的割裂，也为市中心带来了更多消费人口，增加了市中心的活力。

而城市里，我们可以借鉴“硅巷模式”。纽约的硅巷位于曼哈顿老城区，成为继硅谷之后美国第二大发展迅猛的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地带。知识经济下，创新创业文化是要在充满活力的街区中形成的，硅巷所营造的是一种良好的思想交流空间。成渝地区一直有很好的街巷文化，下一步就要探讨如何在里面打造出更好的消费、创新空间。

从内容突破出口来看，应该重点培育“重庆造”品牌。主要是利用重庆建设“智造重镇”的政策契机，依托重庆较好的消费品工业基础和特色效益农业资源，提升“重庆造”精品供给水平，打响“重庆造”消费品牌。

首先，要培育“重庆造”工业消费品牌。特别是电子汽摩、生物医药、粮油（休闲）食品、酒水饮料、纺织服装、家具照明等重庆优势消费品工业，强化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融合，扩大对外开放和产业升级，推动“重庆造”消费品工业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生产质量体系。

其次，培育“重庆造”特色农业消费品牌。聚焦特色效益农业，例如涪陵榨菜、奉节脐橙、长寿沙田柚、巫山脆李、开州春橙等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升级，走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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