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玩大投资，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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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贵州独山，后有江苏如皋，一些小县城的辣眼操作真是不少。不是借几百亿弄出一大堆烂尾楼；就是被有心人“空手”套白狼，几十亿的投资和土地规划都打了水漂。

最近一段时间，赛麟汽车的事情被媒体翻出来了。

2017年的时候，江苏如皋为了把赛麟留下花了不少力气，领导亲自去接待考察，批钱、批地一路绿灯，不仅帮他们拿到了汽车生产牌照，还搭进去66亿的投资和一大片地皮。

结果呢？拿到投资的赛麟爽了，包鸟巢办发布会，花大钱给自己拍纪录片，没用的钱花了一大堆、烧了66亿卖了31辆车，不够丢人的。今年还被举报“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闹得很难看。

别看投资烧掉了几十亿，但赛麟的董事长倒是挺硬气。在早就跑去美国的他眼里，认为自己肯定是没有责任的，言语之间还有点被当地政府拖累了的味道。

责任到底算谁的，外人确实不好说。但如皋政府的投资眼光，确实是不咋地——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如皋就盯上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既能稳就业、又能促增长，所以县里对此一直挺上心，钱和政策给的很足，但这条号称可以超车的“弯道”一直没能走通。

2010年，如皋引进了第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陆地方舟。作为上了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陆地方舟项目计划总投资40亿元，预计能形成年产20万辆电动汽车的生产规模。

可惜这么大项目没过几年就黄了。

计划中价值百亿的生产线和几十个亿税收没见着，反倒是沦落到被拍卖抵债的凄凉地步，在一大堆打包出售的资产里面，最值钱的居然是地方政府提供的造车资质。

吃了这么个亏，当地也不死心，任何相关“创新”的机会都会拿来试试。

之后，如皋又惹上了那个四处招摇撞骗的庞青年。

2018年6月，青年汽车“研发”的3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如皋如期交付。双方对彼此还是很满意的，这段合作甚至被看成企业与地方政府携手抢抓能源变革机遇的佳话。

不过在当地司机的眼里，这几辆车开起来似乎问题颇多，不光噪音不小，碰到电量不够的时候只能停在马路上等氢能转化成电能，没开多久就停运了。

后来这事就僵在那里了，拿了钱的庞青年不说、花了钱的如皋更不想说，均价七八十万的三辆氢燃料车也被送回厂里吃灰。直到青年汽车因为“水氢发动机”上了热搜，这段往事才又被人翻了出来，结果还是难逃亏钱、丢人的下场，徒增不少笑柄。

02

其实对地方而言，一直有一个拉动就业的“1:7理论”：一个汽车公司的岗位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7个工作岗位，看起来很划算。

所以有些地方主政官员就想，与其把钱投进刚猛但不持久的基建领域中，还不如选择既能拉动经济发展、又能持续提供就业岗位的汽车产业，像是广东肇庆引进小鹏汽车、浙江温州引入威马汽车，其实都有这方面的考量。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机会”也不是谁都能把握的。

就拿如皋来说吧——这个县级市的起点还是不错的，人口差不多有142万、还守着长三角的北大门，交通便利又能沾到上海的光，比那些路都没通几条的地方要强多了。

对更多先天条件不足的县城来说，能想到的出路是极其有限的，除了种地、养殖、挖矿这些传统项目外，实在不行就只能筹钱建个“特色小镇”了。

2016年的时候，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的名单，涉及32个省份、共有127个。在原本的计划里，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小镇会担负起促进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的重担，是个不错的尝试。

可惜在后来，这似乎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今年年初，投资近3.5亿的白鹿原民俗村就被曝出经营不善、即将拆除的消息。疫情期间的旅游行业确实冷清，但这个因电视剧《白鹿原》爆火而建的景点其实一直没多少人光顾。

早在2017年建成之初，白鹿原的客流就已经有过一次“腰斩”的经历了。虽说村里有几个景点，但主营业务其实都是小吃，面对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吃街，再喜欢拍美食照的人也会感到厌倦。

去年8月份，湖北襄阳的卧龙古镇也遭了殃。原因也很奇葩——据说因为威胁到了当地的防洪安全，这个计划投资65个亿、预计每年能接待游客500万人次的小镇就被拆掉了。

类似的小镇还有很多，比如投资规模更大百亿模客小镇、跟白鹿原一个风格的仙坊民俗文化村；湖南搞了个德国小镇、成都搞了个龙潭水乡，路线千奇百怪，但最后都逃不过门可罗雀的下场。

这几年新能源和旅游业不太行了，但大家总能找到新的赛道。2019年4月，卫星互联网被正式列入新基建名单。这么好的产业升级机会，谁能放过？

南通建了卫星超级工厂、嘉兴搞了航天中心、吉林有了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热闹的景象绝对不亚于当年的新能源大潮。

03

尽管现在负面新闻不少，但这类政策开路、资本先行的发展模式，曾经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1979年的时候，时任香港招商局局长的袁庚想在深圳要一块地。当时香港的建筑业很繁荣，对废旧金属的需求很高，袁庚手里正好有不少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建筑商，能赚不少钱。

那会儿的深圳跟香港是反过来的，地多人少、正适合建厂。于是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广东给袁庚批了一大片地皮，就在宝安县最西边的蛇口，这也成了后来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

这个尝试在当时很受总设计师的赏识，没钱、干脆就给政策，在那个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年代，地方急于改善经济、企业家们寻求发展空间，上上下下自然是干劲十足。

特区的先进经验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大家都觉得这么搞可行。随着改开不断深入，经济发展在“考核”中所占比重也逐渐增加，一看GDP增长、二看财政收入，地方的主政者们也依样画瓢了起来。

怎么做呢？那自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地的种地、有矿的开矿、有钱的招商引资，总设计师有句话说的好——“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现在回头看，不得不叹一句惊险，为啥呢？

先是乘着改开的春风释放了内部潜力，紧接着又趁着入世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资本和产业，做起了世界工厂；2008年的时候碰上了经济危机，又靠着四万亿刺激苟了过来，捱到了危机后的加速、深度全球化，投资、外贸和消费的三驾马车此消彼长，一直就没停下来过。

这么几波红利吃下来，咱们既没倒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又没摔在金融危机的大坑里，足足度过了一段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期。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小县城都闯出了一番天地、也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就连那个在独山县搞出了400多亿债务和一大堆烂尾楼的潘书记，也曾经靠这个路子把江苏海安的经济搞的很好。

就算是在他离任之后，海安的发展势头也还保持的不错——在他上任独山县委书记的第二年，海安经济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5亿元，业务总收入1676.8亿元，工业总产值1250.7亿元，财政收入56.57亿元，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增长势头。

04

但这种运气能持续多久呢？

前段时间，有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份中国县域经济的报告。他们发现在GDP排名靠前的百强县中，有68个县域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大多处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周边。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规律，县城经济的发展到底要走哪条路？

要么是靠位置，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选其一，或者是在新兴的大城市群辐射范围内。这个比较好理解，既能承接转移出来的产业外溢，又能沾上相关政策的光、靠着依附关系吃香喝辣。

要么是靠运气，在外贸尚未熄火的那些年里搭上了全球化的高速列车，成功挤进了硕大产业链中的一环，比如沙县的小吃、寿光的蔬菜、许昌的假发、甚至是垄断了日本90%棺材的菏泽。

至于剩下的就比较难了，论成本拼不过地理位置优越的，论产业拼不过前三十年中有了先发优势的竞争者，看着其他人高歌猛进、甚至迈进千亿GDP的门槛。

怎么办呢？借钱、卖地吧。结果在盲目的招商信仰之下，新能源、特色小镇、甚至是放卫星，什么火就投什么，不少地方的政府成了缺少风控措施的风险投资者；放在十几年前，坚挺的GDP增速足以熨平所有欠下的债务和背上的利息，如果再靠勤劳肯干踩上外贸出口的全球化风口，那更是如虎添翼、经济肯定能再上个台阶。

不过现在来看，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

虽说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相比，“脱钩论”和圈地自保的贸易保护主义注定只是一个插曲，但短期内的压力和挑战还是少不了的，外贸熄火、四处出击的投资也行不通了。

早在2018年底，就有研究机构指出了这类问题：

在对100个县政府债务的监测中，约有15%左右的县（市）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如果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和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这一比重可能会更高。

好的项目抢不来，差的项目满地跑，于是就有了独山县还不上的400亿债务、有了如皋的新能源产业“大败局”、有了四川巴中盖不起来的安徒生乐园，这样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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