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风口已至，真的能爆发吗？

大疫之下，数十万亿基建项目如期而至，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市。

其中，新基建尤为亮眼，甚至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了一番风浪。

何为新基建？

新基建，有别于工业基础“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属于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

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除此之外，还有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这次疫情挑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需要强化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如疫苗技术、病原检测技术、医疗物资供应链、医疗智能化设备、隔离病房服务机器人。

这些新基建，可谓“国之重器”。

但是，即便是“皆大欢喜”之事，有些关键性问题还是得搞清楚，否则可能事倍功半、适得其反。

它是一场资本的狂欢、薅羊毛的大戏，还是激励信心、复产复苏的措施？是传统低效基建、强刺激的老路，还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本文逻辑：

一、公共用品：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二、公地悲剧：低效基建为何疯狂？

三、国家确权：如何避免公地悲剧？

公共用品

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讨论新基建时，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基建，是公共用品，还是产业投资？

基建（不论新旧），应该是公共用品，而不是产业投资。

以5G为例，5G的产业网络覆盖网络规划、器件材料、设备网络、终端运营以及市场应用。

政府需要投资的5G“基建”，主要指网络规划、基站、光纤光缆以及芯片等基础科研。这些属于公共用品的范畴。终端运营、5G手机、绝大多数器件材料和设备，属于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为什么要如此区分？

打个比方，举办一场百米赛跑，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修好跑道、场馆，组织好安防和裁判团队，这些属于公共用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自己亲自参加比赛，与运动员争夺金牌。

政府作为组织者参赛，这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赢了个体运动员拿了冠军，这就是挤出效应。

自2016年开始，供给侧改革对私人企业产出产生挤压，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飙升并超过私人企业。

如今，政府确实开始着手5G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基站投入。但有些基础设施颇为薄弱，比如基础科研和基础教育。

要知道，华为5G的基础研究来自哪里？来自一位土耳其的科学家，名叫埃尔达尔·阿里坎。

阿里坎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在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电气工程系担任教授。2008年，他提出了极化码理论。极化码是5G数据传输的一种新型编码方法，被认为是逼近香浓信道容量的编码方案，有别于美国主导的LDPC码（low-density parity check）。

2009年，华为开始研究5G解决方案。次年，华为首席科学家童文博士关注到了埃尔达尔·阿里坎发表的关于极化码的学术论文。

但是，极化码理论到5G技术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华为将近用了十年的时间斥资研究极化码的应用化技术。华为聘请了不少外籍科学家，其中俄罗斯数学家帮助他们完成了算法上的突破。

正因如此，任正非多次呼吁国家加大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投入。这是5G产业的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

有短板，也有过度投入。比如，政府给5G产业相关的私人企业提供产业补贴，这其实不属于公共用品投入的范围。

去年，华为251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其中有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当事人李洪元（华为前员工）公开说，所在部门获得财政补贴。

2009到2019年，华为在5G领域的研发投入超过了40亿美金。政府补贴基础研究型企业未尝不可，但应仅限于基础科研，且需要公示。

还有一个例子，一地方政府提供5G产业补贴，一家纸箱厂来申请补贴。评审专家问对方，纸箱厂不属于5G产业，怎么来申请补贴呢？对方说，我们是官方指定的5G纸箱厂供应商。

所以，如果不严格界定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不规范公共用品投入，而盲目地一哄而上，容易陷入与个体争利的代理人困境，亦或导致争相薅羊毛的公地悲剧。

如何界定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

“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的赋税》（1919年）中提出来的。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萨缪尔森在文中给公共用品赋予了严格的定义。

“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这种边际成本为零的物品被萨缪尔森称为“集体消费产品”，即公共用品。

他举了一些例子，如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空气污染控制、防火、路灯、天气预报和大众电视，等等。

但是，这种严格定义的纯公共用品其实是很少的。比如，公路属于公共用品，但也会出现堵车的时候，这就出现了排他性，不符合萨缪尔森所说“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

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用品，多数是指准公共用品（詹姆斯·布坎南的非纯公共用品、约拉姆·巴泽尔的混合物品），比如公路、机场、公园、自来水、教育、网络服务、公共卫生等。

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区别在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上。简单理解就是，私人用品属个人产权，别人不能占有，谁付款，谁受益；公共用品是公共产权，人人可蹭WiFi、薅羊毛。

为什么政府应该负责公共用品投资，而不是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正是因为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是无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当然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需要投资的是公共用品，如司法、教育、公共卫生，不仅仅是新基建。

灯塔，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的公共用品案例。

1848年，英国经济学约翰·穆勒（密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灯塔问题：

“虽然海洋中的船只可以从灯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就办不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办法，否则灯塔就会无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船只使用灯塔类似于“凿壁偷光”，存在收费难题，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自由市场无法形成，需要政府来建造灯塔。这样公共用品就诞生了。

古典主义先驱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已注意到交易费用中的协商成本的问题：

排除一片（公共）草地中的积水，两个彼此了解的邻居好协商这事，但若1000个人共同协商那就难办了，“各人都在寻找借口，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

休谟的办法是交给政府，“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

在公共用品上，政府比市场有效率，但在私人用品上却恰恰相反。由于信息分散，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来支配所有的资源，满足所有人的多样化需求。

所以，在投资新基建之前，明确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界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做到“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各取所需，发挥所长。

以新能源为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新基建，这是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用品。

中国在2015年出台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00.2万台，仅完成目标的20.8%。

与充电桩投入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巨额补贴。

以比亚迪为例，2018年比亚迪累积获得新能源补贴高达108.62亿元。

这一年，比亚迪利润是多少？

2018年比亚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90亿元。若将108.62亿元补贴去掉，比亚迪的利润是多少？

再看，这一年，比亚迪的税收是多少？

2018上半年，比亚迪支付各项税费额为23.51亿元，不过政府返还了12.21亿，再扣除其他相关项目后，当期实际贡献的税费仅10.4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