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后的中国经济怎么走？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很关键！

疫情后经济复苏第一年，从五大关键问题中寻找经济走向。

两会向来被视为政治“风向标”、经济“晴雨表”，各行各业的大方向跟两会上的定调有紧密关联。

同时，这届两会又很特殊，这是疫情放开后的第一年，是全力拼经济的一年，而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今年也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性一年。也正因如此，这届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GDP目标定调为5%。

今天的这篇稿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促成的。

今天小巴抛砖引玉，列出五大问题。这些问题或关乎你所处的行业，或关乎你个人的生活，合起来则关于中国经济将走向哪里。他们分别是：

① 楼市和股市，哪个会先起来？

② 工厂外迁，影响几何？

③ 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鼓励生育？

④ 要不要发消费券？

⑤ 外贸如何寻找增长点？

针对这些问题，小巴邀请了7位各专业领域的大头，来详细分析其原因和走向，关乎行业走向和经济未来，全文近6000字，信息量有点大，请大家花点时间细细阅读。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7位大头对5个重点问题的分析和观点吧。

楼市和股市，哪个会先起来？

春节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是确定的。

一线城市中，上海复苏力度最强。强二线城市中，成都和杭州，都呈现出明显的复苏之势。

市场复苏的主要表现为：二手房成交量大幅度上升，商品房成交量也上升，摇号商品房参与者大幅增加，摇号门槛(社保年数)提高，中签率回落。市场复苏的热度甚至已经传导至土地市场。

这轮市场复苏的主要背景是：

1. 疫情的第一波冲击结束。经济社会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人们持续了三年的对于疫情和疫情防控带来的恐慌和焦虑，有较大缓解，对未来的预期有所修复。

2. 官方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已经根本转向。

3. 金融货币政策的支持。去年以来，央行连续降低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各地纷纷降低首付。

4. 各地方政府的各类稳楼市政策暖风频吹。

总体来说，这轮市场复苏尚不能认定为全局性的复苏，并且市场的分化加剧，前文提到一线的上海，二线的成都、杭州市场表现强劲，但弱二线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市场复苏的程度远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而在浙江，市场复苏的信号，已经向部分三线城市传导，部分三线城市也有复苏迹象，如嘉兴等城市。

短期内继续复苏，甚至较为快速和强劲的复苏，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但市场分化仍将存在，甚至还会加剧。

复苏持续的时间，难以判定。

影响市场复苏持续的主要因素，并非房地产市场本身。

宏观经济恢复的程度，特别是现阶段面临的外贸出口数据断崖式的下降，人们对未来就业稳定和收入的预期和信心，1月央行天量大放水之后(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9万亿，社融5.98万亿)，这样的大水漫灌是否可持续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市场复苏持续的时间和程度。

当前，房地产最大的问题依然在于，大部分民营房企已经陷入生存危机，或者说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大量的暴雷房企深陷债务危机，仍无解决方案，还在拖延之中。

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人们对未来经济社会的预期和信心，还需要进一步的修复。

重要会议之后，股市的走向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等着市场去进一步消化对重要会议一些核心信息的判断，特别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市场存在一定的争议，需要一定时间让市场去消化相关信息，帮助市场在短期内止跌，并慢慢企稳。

第二阶段，是重要会议涉及的一些产业政策指引，所带来的一些发酵。目前市场关注比较多的主要是：数字经济产业、房地产行业。

数字经济可以放到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去，结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安全诉求，数字经济是目前被认为持续时间较长，且带有一定进攻属性的投资方向。

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表述较为温和，所以市场对房地产企业在投资方面形成稳定状态是有所期待的。

第三个阶段，会议提出的具体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一般需等待 2—3个月，大家会对新班子的整体执政思路、具体措施，乃至受益的行业和板块，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重要会议之后，股市走势的评估逻辑，更多是看一些具体的会议信息和之前市场预期之间，是否存在一些预期差。

从直接信号来讲，预期差总体偏弱，所以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如果大家对整个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态势有信心，这种偏弱的预期差会在1—2个月内得到有效修正。

因此，股市大概率会是先跌再企稳，继而缓慢上升的走势，而缓慢上升的态势可能会跟新的政策逻辑有关。

总体来说，当前A股的总体估值并不高，依然可以考虑战略建仓的方向。但由于整个经济复苏的态势不是一蹴而就的，包括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也采取了相对偏隐忍的状态，所以期待短期内出现大牛市是不现实的。

建议投资者用2—3年的投资心态去看待当前的估值，还是相对不贵的。

工厂外迁，影响几何？

制造业外迁至东南亚的第一波高峰已经过去了，实际的反响并非都是好的，存在不少问题。

① 相对来说，国内环境更稳定，外资也比较看好中国，这点是确定的。

② 东南亚周边国家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中国制造业工厂到了之后能否发挥跟在国内一样的作用，是不确定的。

③ 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建厂后，原材料的采购却不像在国内如此便捷，国外原材料的丰富度还不够。

④ 东南亚国家也有人工成本问题，需要讨价还价。以及技术工存在技术标准化的问题，不如国内的工人技术娴熟。

⑤ 随着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价格的上涨，企业的利润也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所以，企业并不是非要迁出去，或者一定不迁出去，主要依据企业实际情况做决定，甚至企业自己也处于一个难以决策的状况。

对中国制造业外迁东南亚要防止两种倾向，一个是惧怕论，一个是轻视论。

我主要以越南为例来说。目前的转移确实很快，特别是纺织品。在疫情期间延迟过一段，疫情之后又有一些中国的产业转向越南。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比较短的这种企业居多。中国国内企业转向越南，也通过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重新获得一些竞争力。

目前的转移力度还不足以对我们的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威胁。因为越南制造业的体量不大，只能够冲击某一部分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越南能否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这是大家关心的。从上下游两头来看，上游很大程度还是依赖中国，是中国制造的外延。但是中国也不能够高枕无忧。越南产业链不完整，这确实是缺陷，而随着RCEP的建立，还有那么多的自贸区，越南可以采用累计价值的原产地的规则降低门槛，享受更多的零关税待遇。

如果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那么对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经济门类，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而完整的产业链的形成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否则无法扎根。所以，这些长期因素无不在说明中国制造不会轻易地输给越南。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越南制造业崛起带来的威胁，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更多要从质量、服务、技术、品牌、标准入手培育国际竞争力。

我们中国的企业也在改进设备，使用更好、更新的原材料和工艺形成自主品牌。中国制造业可以走出去，但我认为产业链的主导权我们牢牢抓住。

还有一个点，中国是不是有必要提出一个“凤还巢”工程？国际产业的转移不一定是单向的，也并不一定是梯度转移，也有很多转移是逆梯度转移。比如说现在美国也吸引一些原来转移出去的企业回流到美国。美国非营利性机构“回流计划”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1年上半年有意回流美国本土的项目数同比增长38%，创历史新高。

我们有一些原来在国内不适合发展的产业转向东南亚，未来我们国内的条件适合了，产业也转型升级了，将来能不能吸引部分企业回流到中国？所以我提出一个“凤还巢”工程。

未来，我们要尽量争取让企业留在中国。

在统一大市场方面，要加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内分工的门槛，提高效率，用好用足国内的资源。因为对比东南亚，我们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配套能力强，有产业的发展基础，劳动生产率比东南亚高。但是，我们国内市场资源配置的门槛也很高。所以要打破地区封锁，让国内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在资源配置效率上赢东南亚一筹。

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鼓励生育？

关于生育补贴类的政策，我的建议是：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依孩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于6岁以后上小学有免费义务教育，所以孩子满6岁以后就不再发放育儿补贴。

育儿补贴的金额，应该是二孩多于一孩，三孩多于二孩。

因为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比一孩大，养育三孩的经济压力又比二孩大。但如果把一孩也纳入财政补贴的范围，需要考虑到政府财政的承受力度。

第三，大部分已婚夫妇都愿意生育一孩，而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妇较少，愿意生育三孩的夫妇就更少了。生育的孩次越高，补贴金额越高，这样更有助于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二孩三孩。

另外，我认为四孩以上也应该发育儿补贴，金额与三孩相同。

到目前为止，各地的育儿补贴政策都是由地方政府出台，多数是地级市政府，也有一部分是县级政府，只有云南是由省级政府出台。我认为，育儿补贴政策最好由国家层面出台，因为人口在国内是可以迁移流动的，孩子在甲地长大后可能会迁移到乙地。

经济补贴类的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依地区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育儿补贴对于比较贫穷的西部地区来说效果较好，但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来说效果较差，因为这些地区育儿成本高，育儿补贴对于育儿成本来说只占很小一部分。

但育儿补贴只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一个方面，还需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保障育龄夫妇的产假和育儿假落到实处。

另外，还有一种不花钱的鼓励生育政策是，给予多孩家庭荣誉上的奖励。比如，法国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是金质勋章。

经济方面的补贴对提升女性生育率有一定作用，但这不是一个长期以及直接有效的方式。

女性生育后，最大的难题是没办法平衡工作与照顾孩子两件事。当前的家庭分工依然是女性付出为主，这导致了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大幅下降。

因此，提升生育率的核心点，需要从性别平等、保护女性就业、反歧视等方面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女性的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以及女性地位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政策方面可以从提高女性地位、性别平等这些点为源头去着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生育率。

此外，我一直关注单身生育群体，多元婚育群体，从全球范围的经验看，以后未婚生育、多元婚育的群体会越来越多。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在逐步减少，但依然存在许多限制和歧视需要去破除，这类群体需要从政策上给予平等的生育保险、就业、经济补贴、育托等多方面的保障。

我们不能把婚姻和生育捆绑在一起。

要不要发消费券？

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的方式设定限时消费，短期是有必要的，对于经济社会稳定是有利的。这固然好，但是可能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以及中西部缺乏动力发放消费券来拉动东部地区的生产。

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根据生产地缴纳，中西部发放消费券，相应商品来自东部，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在东部，实质上是中西部在支持东部地区。

同时，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费取得部分效果的同时，后果却是透支后期消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

因此，扩大并提振居民消费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真正做实“内需”，促进“双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对于人口流出的区县实施合并，降低财政供养人员。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当前地方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持“抢人”态度，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随迁家属持“赶人”态度，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预期不稳，不敢消费而是储蓄。地方政府更关心GDP和财政税收，不愿承担相应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未能完全与常住人口挂钩，根本上源于中央与地方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

建议提高中央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

▶▷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外贸如何寻找增长点？

外贸走势主要看外需，今年一二月贸易方面的数据并不是特别好，有多方面的因素：

① 跟俄乌、中美关系因素有关。

② 去年年底以来，疫情放开后，员工纷纷阳了，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停工停产了一些日子。

③ 欧洲方面，因为俄乌战争，使得整体成本压力较大，导致其消费处于一种自我节制的状态。

④ 外贸订单的高峰时期过去了，目前处在偏冷的时间段，耐用品的消耗存在一定的周期。

所以，外贸形势的走好，基本上要看下半年的情况，下半年产品购买的周期会相应地到来。

同时，美欧的经济表现有待观察，外界均在猜测两地有经济衰退的可能，但实际上两地的股市表现都较好，尤其是欧洲方面，虽然问题多，但股市涨得不错，这说明企业本身的发达状态和产能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德国的出口还是保持在基本稳定的状态。

目前美联储加息的意愿比较坚定，加息后可能会对企业、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存在一个磨合期和过渡期，情况有待观察。

此外，东南亚周边国家与我国存在疫情错峰、经济周期错峰的情况，他们也面临调整，未来外贸企业在东南亚市场会有一些机会。

不过，以上这些都要看第二季度末至第三季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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