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频提“双循环”背后，是一盘攸关中国未来的大棋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而言，双循环格局下，尤其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本文作者给出了自己的五点思考。

“双循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促”，应该是中央对宏观形势、对国际形势、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最新判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能不能实现内外互促的良性循环？双循环格局下，尤其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下，中国制造下一步怎么走？

一、国际环境变了，中美关系的性质变了，而且具有长期性

“双循环”这个判断，首先体现了中央应对疫情以后出现的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底线思维，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坏打算。底线思维，其底线也还是在调整当中。内循环为主体，内外互促，这个判断是不是到底了？现在还很难说。但这个提法应该代表了中央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最新的，也可以说是最为严峻的预判。

国际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018年4月份的中美贸易战以来，国际环境、国际局势一直在变化，变化太快，以至于都来不及梳理。40年来，尤其最近这两年，国际环境的变化最为剧烈，甚至超过1989年。美国股神巴菲特说“活见久”，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也可以说是活见久，大家都想不到。我们曾经以为对外开放这件事是没有商量的，是天然正义的，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别人把门关上了。中美关系的快速变化，就连国内一贯持反美立场的人，也没有料到今天中美关系会如此糟糕。从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到2019年10月份的特朗普联合国发言，到今年5月份白宫公布《美国对华战略》，再到最近美国对香港自治法案的颁布实施，现在已经再不是贸易战了，中美关系的天变了，性质变了，已经升级到了新冷战阶段，而且是真正的冷战。

现在，贸易谈判已不重要。疫情以来，尤其港版国安法颁布以来，贸易问题、经济问题已居于次要，意识形态之问题、政权政党政治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其舆论动员已经完成，对华鹰派彻底占据上风，而且两党两院、民间、媒体、企业界，从来没有这么一致过。可以预测，美国对华战略不会因为总统换届而出现大的变化。

美国开始加紧去中国化，甚至扬言中美脱钩。自1996年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包括俄罗斯）签订“瓦森纳协议”以来，西方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始终保持10年左右差距的封锁，这个协议至今还在执行，而且每年都有评估。从去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精准封锁的实体名单已增加到300家左右。不仅包括企业，还有高校科研机构，尤其对华为的围猎，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技术封锁的同时，宣布四家新闻机构为政府代理，停招并驱赶涉及国防科技的中国留学生，严查与中国有合作的在美科学家和研究项目，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最近《纽约时报》干脆放风说全面停止共产党员及家属赴美旅行签证，军人和国企高管也将受到限制。

香港自治法案颁布之后，涉及此法的个人将从美元结算系统剔出，否则制裁相关金融机构。这不仅危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对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业务和对外贸易将带来永久性伤害。中国的工农中建几大行已在演练与美元结算系统脱钩，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明确选边站，承认四年前海牙法庭判决，菲律宾、越南、印度、日本，趁机蠢蠢欲动；甚至在中国印度边境冲突中，俄罗斯也站在印度一方。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可以说到了冰点。

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退群动作，既有美国优先的考虑，但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去中国化意图。逆全球化与去中国化交织之下，未来全球经济很有可能是两个群，两条轨道，两套规则，两套体系。美国建一个群，由美墨加扩充到美日、美欧，实现自由贸易，同时各方签署排除与中方合作的毒丸协议。美国已宣布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未来，不排除在联合国等其它国际机构以共同价值观为名搞一些新动作。只要是中国参加的机构，美国就有可能搅局。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孤立中国。疫情给了特朗普政府一个借口，以 “隐瞒疫情”为名甩锅，加速围堵中国。中央提出“做好较长时间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较长时间”是多长时间？有可能是5年，也有可能是10年、20年。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各国交通来往突然中断，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一些重要制造业产品太过依赖于中国。以往追求效率最大化，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复杂，过于脆弱，疫后，为保证重要产品供给安全可控，各国开始重视产业链的稳健性、安全性。产业链的区域化将代替全球化，成为块状的全球化。继2008年金融危机美英等国“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之后，西方国家又开始新一轮产业链回迁和重构。

全球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开始内缩化背景下，中国怎么定位？一个叫内循环为主、内外互促的新格局便呼之欲出。未来的全球化将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版本，也是全球化的收缩版。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也要求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互促

内循环为主体，内外互促既是无奈之举、底线思维，也是理性选择和主动的转型跨越。有没有中美冲突和疫情，这个转变都会到来。

中国曾经是本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1年中国入世，黄金十年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WTO依托于二战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和运行规则，中国搭了这个便车，而且也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分得了全球化的巨大红利。

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是一个黄金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但现在，我们原来的那种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在递减，甚至说这种优势都已经没有了。

所谓后发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失败成本，没有探索成本，别人已经付出过了，后来者只需模仿即可，叫模仿式创新。中国制造业的模仿能力是全世界所有隐形冠军企业都害怕的。模仿与被模仿的产品质量差不多，但价格低到无法想象。后发优势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换技术”，中国的汽车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有没有西方人诟病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利益博弈问题。西方拿出来的一般都是品牌，核心技术并没有拿出来。当然，我们也可能一开始不太重视专利、发明。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专利、发明这些概念比较淡薄。但时至今日，该模仿、该追赶的都已经模仿追赶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衰减殆尽。而且，一个国家只满足于后发优势，失去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后发优势，就会变成后发劣势，永远落后于人。任正非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到无人区了，谁模仿谁？只有靠自己了。

比较优势也基本上快没有了。主要的市场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环境、社保这些，可能比越南柬埔寨还有点比较优势，但是像东南沿海深圳一带的土地价格，和美国都差不多了。而且，过于强调国际分工中自己的所谓比较优势，自然就是永远落到微笑曲线底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别人一掐脖子，呼吸就困难了。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递减到近乎于零。如果继续要从全球化当中获益，必须另谋出路。中国大规模的粗放式的全球化阶段已经结束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必须要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度发展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从外向发展转向内向发展，结束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和粗放式全球化，开拓内需，实现良性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自主发展。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了60%、70%，现在也在30%左右。大的经济体，都是内循环为主，美国的进出口只占GDP的16%。未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还会不断下降。亚洲四小龙等小国家，可以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大的经济体而言，过于依赖出口，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资源、市场“两头在外”，肯定风险不小，不可持续。这次疫情一来，全球经济停摆，保护主义抬头，问题开始暴露。

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必须修正。要把内需和出口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把投资和创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拉动到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动能转换。

三、实现内循环为主，内外互促，有没有可能？

那么，外贸尤其出口一旦停下来，或快速减少，国内经济能不能支撑内循环为主？回答是可行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所讲：“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

首先，国内统一市场已经基本形成，打通内循环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国内市场原先受行政区划影响，是分隔的、碎片化的。但有了互联网，企业经营地域范围的限制被打破。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国内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电商+快递，以及现代交通和都市圈快速发展，交流、交换更加频繁、高效，对内放开，市场容量大大增加，启动内循环，已具备条件。

第二，中国人的消费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底层基础已经有了革命性变化。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综合体、购物中心，而且，一部智能手机几乎可以实现所有消费，有人称作“手机社会主义”、“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当然这可能也和中国人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比较淡漠有关系。但是，回想一下疫情期间，如果没有微信、没有快递，该是一个什么情形。有了移动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跃上了新台阶。

一批新经济企业的支柱业务，也成为生活在中国所有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柱。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的电商；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的新金融；阿里云的大数据；钉钉的在线教育和办公；腾讯、网易的游戏；腾讯微信的社交；今日头条的信息原创和分发；抖音快手的短视频；华为的5G通讯、手机；美团的吃饭；滴滴的出行；顺丰的物流等等。这批企业把我们现代中国人经济生活的底层运行重构了一遍，这就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从发展阶段上讲，中国也到了内需启动的阶段。20年前，讲启动内需，一直是启而不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没到启动内需的阶段。我们追赶式的发展是靠城市人的储蓄，农民工的低成本和低附加值制造。我们的内需和消费是被压抑的，是欠账的。

2019年，国内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金。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人平均GDP达到一万美金时候，这个内需市场就开始发力、启动。东南沿海人均GDP应该都到了一万五、六，甚至两万。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壮大，有四亿人，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实际统计结果，中国的商品零售额2019年已经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是潜在的第一消费大国，也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还不是橄榄型理想结构，但已经不是金字塔型或倒图钉型，这已经接近于一个庞大理性的消费市场。当前，疫情和出口下滑导致企业停工停产、职工失业，购买力下降，消费乏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任务艰巨，刻不容缓。要防止外部市场萎缩、内需消费陡减。要防止经济下滑的长尾效应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出现。

第四，社会保障建设与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积极效果，旧有的消费障碍逐步消除。通过转移支付及区域政策，尤其是通过老基建和新基建，中西部、东北，区域差距在缩小。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更多低收入阶层得到一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农民工等民生领域的关键问题，也得到逐步缓解。间接税为主变直接税为主，已是大趋势，收入分配改革更加强调公平性。

第五，内循环不畅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但城市化欠账正在补上。同等工业化程度的经济体，我们城市化欠账大约十个百分点左右。要分析总理讲的六亿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人口分布的特点。过去的二十年，贸易增速长期显著高GDP增速，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由顺差所代表的国内净储蓄增长，主要是因工业化快于城市化带来的，是三亿农民工加四亿农村老人和留守儿童，牺牲了正常家庭生活带来的。中国不能带着八亿农民进入2035年的现代化，二元结构必须打破。城乡消费相差三倍左右，如果把八亿农民的消费支出提升到城市人水平，所以由此所释放出的巨大内需，必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后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六、各个行业多年的对外开放已经积累了体量巨大的外资、外商、外技和外籍管理人才，并已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扩散，成为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外资企业”“民族企业”，概念已十分模糊。其实，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的企业。一些外商品牌在国外并不知名，只是中国名牌。一些跨国公司研发基地都放在了中国，销售市场也主要在中国，这些企业绝不会轻易搬走，也很难搬走。

四、内循环为主，绝不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还须更大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正确理解“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促”非常重要，值得反复咀嚼。

有一幅漫画，一个牛在吃自己的奶，标题是“内循环”。这个漫画的意思肯定不对。国际上有人要孤立中国，要去中国化，我们不能主动呼应。内循环为主，内外互促，这个话不能太延伸，而且前后两句话应该连在一起。对内循环为主过于发挥，就有问题。真理往前多走半步就是谬论。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有全球化逆流，但中央对国际经济长期趋势的判断仍然没有变。总书记告诫企业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潮流，没人可以阻挡，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而改变。

实际上今年3月份以来，改革开放已有一系列大动作。4月1日，全面开放金融服务行业，国外的券商、保险、期货公司金融机构，以及信用评级机构，都可以来中国开全资公司。收购中国的同类金融机构，放开持股比例限制。

打通内循环的硬钉子，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正是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发生突变期间，从三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连发了三个重要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改革应对危机，这一条屡试不爽；现在需要以改革开放建立内循环系统。

近两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和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的政策和文件，如《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并于2020年1月1日实施。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正在逐渐适应外部法规和监管规定，按照全球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公民企业。对内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内循环外循环正在打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就提倡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个主张一直没变，内循环+外循环=大循环。内外循环，构成大循环整体，内外循环缺一不可。就相当于人体有一个内循环系统，也有外部循环系统，内外打通，构成人的大循环系统。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启动国内超大内需市场，内需为主，外需为辅，以内促外，以外保内，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内循环。最后还是为了发展自己。

其实，对全球化逆流的出现，中国已有预案，未来中国将以新的方式参与外循环。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第一重防线，是一带一路愿景，目前可能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考量，未来会更多的与经济效益挂钩；第二重防线，争取与欧洲合作，虽然欧洲美国本质上是一伙，但美欧的矛盾也相当大，尤其德国等西欧国家在于中国合作中获利巨大，即使不会深化合作，但也不至于去中国化；第三重防线，坚持把中日韩这个小循环保住。中日韩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十分密切，相互深度嵌入。应争取早日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个虽有一定难度，但对中国来说必须争取。

五、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制造，需要怎样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2008年之后，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全球化。英国提出再工业化，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各国家都开始重视自己制造业的内循环、自循环。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内循环怎么建立？其实中国制造本身就有某种内循环的基因。中国是全类制造，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完整产业链，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包括41大类，191中类，525个小类，一应俱全，其中有220种工业品产值居世界第一。这是从计划经济年代就慢慢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基础。

中国制造业如果还想再上一个台阶，不建立内循环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系统也不行。不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零部件、关键元器件的自给率仅为 1/3，最典型的是 95% 的高端芯片依赖进口。中兴通信就是惨痛的教训。中国先进制造业是“两车”，汽车、高铁，高端制造业是“两机”，手机、飞机。两车基本上实现国产化，但汽车的大排量发动机，高铁的核心部件还是要依赖进口；飞机我们缺的是航空发动机，大概有三十年左右的差距，手机的两样关键部分，芯片、操作系统，都受制于人。长此以往，中国制造业界不会甘心。

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已经是铁了心，必须要自主创新。疫情之后一些外商回迁，产业链可能断裂。撤走的可能都是卡脖子的，只好倒逼补链，倒逼补短板，倒逼自主创新。这个补链的过程也是从价值链底端走向价值链的中端和高端的过程。

中国制造业，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不足。论规模，中国在 2019 年《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超过美国，但品质品牌与此并不相称。外国人眼里所谓Made in China和我们自己说的“中国制造”这两个概念，其内涵不一样。Made in China什么意思？就是低质低价，合格能用，但绝对不是优质产品，不是品牌产品，不是有消费者剩余的产品。要转变Made in China这种形象，必须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

高新技术制造业面临西方打压，传统制造业面临东南亚追赶，而我们国内的制造业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能不能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转向基于内需和国内超大市场的内循环为主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我国工业化进程比发达国家晚了七八十年。美国 1955 年实现了工业化，德国是 1965 年，日本是 1972 年，韩国是 1995 年，我国在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 2035 年实现全面工业化。这是追赶型的工业化，就是说，既要追赶工业化进程，又要由同时使我们的工业能由大变强。

目前世界上制造强国有四大阵营，第一大阵营是美国，第二大阵营是德国、日本，第三大阵营是中国、法国、英国、韩国，第四大阵营就是印度、巴西这些新兴国家。目前中国处在第三阵营的第一位。中国制造2025提出来的规划，就是到2025年的时候，中国进入到第二方阵，到2035年的时候进入到第二方阵的前列，也就是说要超过德国、日本，到2045年和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进入到美国独占的第一方阵。这个“前列”用语，可能刺激到了美国。但必须正视，如果中国不放弃发展先进制造业，中美迟早会在山巅相遇。当然，以后我们的宣传完全可以低调一些。

制造业由大变强，要有科技教育的支撑。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19%，而美国是2.79%，北欧国家是 3%，日本是 3.4%。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近 2 万亿元，但其中用在基础研发的只有 5.5%，发达国家一般是 15%~20%。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科技、教育主要是体制问题，是创新文化氛围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教育交流正在去中国化，我们自己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是以牙还牙，还是以更大的开放力度和胸怀去克服去中国化？我们自己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中美在教育科技领域的交流是非对称的，是事关中国现代化长远大计的。

实现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才能有效应对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封锁打压。但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自主创新，绝不是事事自力更生。而且一定要明白，自主创新也是有边界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放弃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譬如荷兰的ASML光刻机，有上万个零部件，都是来自全球各个领域包括曝光、照明、镜头、硅片、传输、粘合、减震等等细分行业的顶尖供应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全部囊括，也没有必要全部囊括。

“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促”是大战略，也是底线思维。落实这一大战略和底线思维，需要大格局、大智慧。这既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经之路，中国制造业必须首先适应这个转变，并能引领这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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